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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中,Elnakouri 等研究者让一部分受试者回忆了一件自己厌恶/不喜欢的对象,可以是某个人、某种社会现象、某个组织或某群人,并写下厌恶/不喜欢的原因和想起对象时的感受。之后,受试者对自己的生活意义感进行了评价,“当下,此时此刻,我感觉我的人生是有意义的/有清晰的目标/合理的/重要的”。与进行回忆前相比,回忆厌恶的对象让受试者在回忆后的人生意义感上升了。进一步的中介分析也发现,厌恶会增强与行为趋近系统有关的感受(如决心、热情、渴望)、削弱与行为抑制系统有关的感受(如困惑、不确定、矛盾的),进而影响人生意义感。

更有趣的是,如果对敌意的对象进行区分,只有集体性的厌恶(即针对某个群体、某种社会现象或某个组织)才会对人生意义产生影响。现实生活中也的确如此,集体性的厌恶更有可能提供一种包罗万象的人生目标,超越了私人仇怨的消极性。我们也总能看到人们热衷于加入到旨在消除某些外部群体、社会不公或邪恶组织的运动之中。

doi.org/10.1016/j.jesp.2021.10

来源:mp.weixin.qq.com/s/6JXuUCVeF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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