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淼 @[email protected]

在内地，死亡30人以上就算是特别重大事故，最高级别的安全事故，一般这个级别那谁就要指示批示。负责调查的将会是国务院，按照规矩，死多少人，就要问责多少名公职人员。比如江西省新余市去年初的火灾事故，造成39人死亡，55名公职人员被追责，其中3名副省长级别被问责，新余市市长被撤职。

这当然不能算是独立调查，也很难说起到惩前毖后的作用，但处理结果在当下体制内，还算是全面追责的，问责的级别也算高（副省长是中管干部）。

而香港现在官场上的那些人，本就是“由治及兴”“爱国者治港”的模范，是不得不力挺的“傀儡”，所以，哪怕是内地体制下的特别重大事故问责规则，也不适用于香港，他们将被保护被纵容被轻轻放过。

也就是说，香港大火的死难者，连内地级别的公义，也得不到。香港汲取的事故教训，或许就是立法取缔竹棚架，在脚手架这一领域，完成二次回归。

所以，香港人比内地人还要惨。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香港的高层住宅，在维护上是甩简中几十条街的。别的不说，你见过简中哪个普通居民楼，是像宏福苑这样，建成（1983）四十多年后还能进行这种程度的整体翻修的？是，大修中发生了事故，但是你怎么不先想想你住的楼连大修的可能性都近乎于零呢？认真想想，一个这么大体量的高层住宅区，能协调所有住户人均出十几万进行整体翻新，只有在香港这种尚存市民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地方才可能实现。至于简中的高层住宅，以前还能等拆迁，现在几乎剩下彻底变成贫民窟这一条路了。所以简中人看香港，真就像简中网络看民主“乱象”——如果你觉得我们没有这种“乱象”是好事，从没想过避免民主乱象的唯一方法是避免民主本身，那就真是没救了。

看到有象友提到，你国粪坑局域网有傻屌傻逼怀念从前的“工作包分配”，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傻屌傻逼们不知道，在那个“工作包分配”特别是“大学生工作包分配”的时代里，那些让人眼馋的“好工作”，留在大城市的、坐办公室的工作，只有“有门路”人家的孩子，才能得到；
而更多的百姓人家穷孩子、尤其是那些得罪了学校头头的“刺头”，则很可能被分配到老少边穷艰苦地区，而且这样的工作还不能不干，不干就等于失业，而且是绝对找不到工作的失业（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政府分配的）。
更缺德的是，“上头”为了整人，还可能故意把夫妻俩分配到不同的地区，造成事实上的长期分居。所以，在那个“工作包分配”的时代里，多少人仅仅是为了夫妻调到同一地区，就得省吃俭用给头头们送礼！

PS：据我所知，六四事件里，为什么青年学生闹起来特别发狠，其实也跟毕业分配不公正、“没门路”、“得罪人”被分配到边远地区or差工作，有很大关系。这方面，有知道的象友可以考证下。

我真心觉得，你国人必须打破一个奇怪的执念：觉得蛋糕缺少了，自己得不到、买不起，就希望政府直接把蛋糕“管起来”，给老百姓分蛋糕。——但事实是，如果蛋糕改由权力分配，结果只能是，皇上家里的蛋糕多到随便喂狗，而你这样的普通人，基本上不可能吃上蛋糕，吃上一小口也是臭的烂的。
正如，那三年封锁暴政期间，食物就是“包分配”的，结果是什么？你连烂菜叶子猪奶肉都不一定能吃饱，而与此同时，一个基层党官，都在大吃瑞士卷。

我的ID有什么问题，我的ID很正常啊！这不是很写实吗？

鲁迅他老人家早就曰过“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如今突然开了“新治安条例”这道口子，民众质疑背后的逻辑与未来形势再正常不过。（至于感觉被政府背叛，只是粉红泡泡终于戳破罢了。）

首先，我不认同“进步”说。

为改过自新的人奔走呼吁是一回事，为了重新融入社会而封存记录是另一回事。之所以掀起舆情，并非“清白者”要把“轻罪者”逼死，而是“知情权”被剥夺，封存政策（在现有的生存环境下）约等于（系统性）诈骗。

即使只是吸毒、酒驾、嫖娼和斗殴等违反治安条例的”轻微“违法，个体仍应为自己明显体缺乏理性的危险行为负责。这种负责不止法律层面，也必然包含社会层面的反馈。

公开信息或允许通过正规渠道查询，以便他人评估风险，是一种最基本的公平。

明星被公开（是否应该允许涉毒艺人重新参与经营性演出尚有争议），普通人在升学、就业、交友、婚恋、生育等环节中，另一方也应当有权知情，从而决定是否继续推进关系，给予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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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不会像新闻热度那般轻易消逝，希望大家在有余力的时候可以继续、持续多多支持马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