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这东西,无论由谁来讲、怎么来讲,无疑都是一种兼容广纳的表现形态。甚至可以说,这种兼容广纳的特性就是小说朴素而伟大的能量源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我看来,“谁都可以写”与其说是毁谤小说,毋宁说是溢美之词。
也就是说,小说这种体裁就好比职业摔跤的擂台,不论什么人,只要心存此意,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参与进来。绳栏间的缝隙很大,还备有方便上下的梯凳,擂台也十分宽绰,一旁没有虎视眈眈的保安时刻准备阻止旁人登台打擂,裁判员也不怎么说三道四,台上的摔跤手——这里就相当于小说家喽——从一开始就带着点满不在乎的劲头:“无所谓啦,不管是谁,就尽管冲上来吧。”这该说是通情达理呢,还是性情随和,抑或是灵活变通?总之是非常粗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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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查对历史年表回顾一番,我感觉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看到一种倾向,当一个国家的社会基盘发生巨大动摇(或变革)之后,我的书就会在那里被广泛地阅读。我的书在俄罗斯和东欧地区开始热销,是在共产主义体制发生崩溃这一巨大的地盘变化之后。此前看似牢不可破的执政体制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希望与不安杂糅交织的“柔软的混沌”一步步逼上前来。或许是在这种价值观转换的状态下,我提供的故事急速地带上了一种崭新而自然的现实感。
另外,阻断东西柏林的柏林墙戏剧性地倒塌,德意志成为一个统一国家后不久,我的小说在德国好像慢慢开始被人们阅读了。当然,这或许是偶然的巧合。然而我想,社会基盘和结构的巨变会对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感产生强烈影响,人们追求改变是理所当然的,也是自然现象。现实社会的现实感与故事世界的现实感,在人们的灵魂之中(或者无意识之中)难免一脉相通。不管身处怎样的时代,当发生重大事件、社会现实出现巨大变化时,它就会像寻求佐证一般,要求故事的现实感发生变换。
故事原本就是作为现实的隐喻而存在的东西,人们为了追上周围不断变动的现实体系,或者说为了不被从中甩落下来,就需要把新的故事,即新的隐喻体系安置进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需要将这两个体系(现实体系和隐喻体系)巧妙地连接起来,换言之,就是让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互沟通、相互调整,才能勉强接受不确定的现实,保持头脑清醒。我小说中故事世界的现实感,可能碰巧作为这种调节的齿轮,发挥了全球性的功能——我不无这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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