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烟草有害》的两个版本

童道明

契诃夫一八八六年二月刚写完《论烟草有害》，就觉得不太满意，自己坦承：“意图是好的，但完成得不太好。”八年过去之后的一九〇二年，契诃夫终于下决心重写这个剧本。
体裁不变——还是“一个舞台独白独幕剧”；
剧名不变——还是《论烟草有害》；
人物不变——还是“妻子的丈夫”牛兴；
剧情不变——还是牛兴依照妻子的指示，上台作题为“论烟草有害”的学术讲座。
但两相对照，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九〇二年版对于一八八六年版的改动，如果不说是颠覆性的，也可以说是原则性的，根本性的。
首先，人物的性格色彩变了。在一八八六年的版本中，牛兴是个“尊内”的人，对妻子言听计从，把她奉若神明；在一九〇二年的版本里，牛兴是个“惧内”的人，他表面上对妻子百依百顺，内心里却想摆脱掉她的控制。在两个版本里，牛兴都说：“我和妻子共同生活了三十三年，我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这在一八八六年版的牛兴是实话实说，在一九〇二年版的牛兴，是违心之言，因为他很快在作真情倾诉时，就说他想“远离折磨了我三十三年的妻子”。
再说情节。表面上看，两个牛兴都在作科普讲座。但是，一八八六年版中的牛兴真有一点儿想作讲座的样子，他显然是事先做了准备的，还把一些材料抄在“纸片”上放进口袋里，像应试的学生把“夹带”放进口袋带进考场一样。偷看“纸片”成了剧中的一个笑点。而一九〇二年版的牛兴根本没有做讲座的准备。他是借登台作学术讲座，找到了向人倾诉心中苦恼的机会。他是把听众当成了诉苦的对象，把积压在心里三十三年的痛苦与希望一股脑儿地说出来。
而在倾情地直抒胸臆的过程中，他把矛头指向了包围着他的“生活”——这个生活“把我变成一个可怜的老傻瓜”，这个“生活”里，自然也包括他惧怕的妻子。
契诃夫是“自由的歌手”。他在名作《套中人》中指出：“甚至仅仅是对自由的某种暗示，甚至是对自由的微小希望，都能给灵魂插上翅膀。”一九〇二年版的《论烟草有害》里我们就听到了“给灵魂插上翅膀”的自由之歌。剧本结尾处的大段向往自由的独白，既忧伤，也抒情。
如果说一八八六年版的《论烟草有害》是个普通的喜剧小品，那么一九〇二年版的《论烟草有害》就是个更具社会内涵和审美意味的悲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