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巴黎,金鸡大街,早上七点钟。街上传来几声愤怒又略带气哽的尖叫。在我住的地方对面经营一家小旅馆的蒙西太太走到人行道上,和住在三楼的一个房客吵架。她光着脚丫,趿着一双木屐,披散着一头灰发。
蒙西太太骂道:“臭婊子!臭婊子!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不要把虫子碾死在墙纸上。你以为你把整个旅馆买下来了吗?你怎么就不能和别人一样把它们扔出窗外呢?他妈的,你这个贱货!”
住在三楼的女人回了一句:“母牛!”
接着,两人闹哄哄地吵了起来。街道两边的窗户都打开了,半条街的人加入了争吵之中,一直吵了十分钟,然后戛然而止,因为有一队骑兵经过,大家都停了下来,观望着他们。
我将这一幕情景记录下来,为的是让读者了解金鸡大街的风貌。虽然这里发生的事情不单单只有吵架——不过,几乎每天早上这样的争吵起码得发生一次以上。除了吵架,还有街头小贩落寞的叫卖声和小孩子们在鹅卵石街道上追逐橘子皮的戏耍声。到了晚上则响起高昂的歌唱声,垃圾车经过时留下一股恶臭,这就是整条街的风貌。
用来侮辱人的字眼和诅咒人的字眼似乎都被这个悖论所主宰。有人会以为一个词变成了骂人的话,因为它指代某些不好的事物,但事实上它骂人的含义和其本来的含义没什么关联。比方说,骂伦敦人最狠的话是“杂种”这个词——但如果你考证它的本意,其实根本算不上是侮辱。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对女性最严重的侮辱是骂她为“母牛”,而这个词或许还有褒扬的含义,因为母牛是最可爱的动物之一。显然,一个词之所以会变成脏话,纯粹是出于说话人的用意,与这个词字典的含义无关。文字,尤其是骂人的词,是大众的意见合力塑成的结果。看到一个骂人的词语到了不同的国家就改变了性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英国,你可以印“我操”,不会有任何人提出抗议,而在法国,你就只能印“我—”。或者再举另一个例子,以“妈了个逼的”这个词为例,在印度这是不可原谅的侮辱,但在英国我们都当它只是调笑的话而已。我甚至还在学校的课本里见过这个词,出现在阿里斯托芬的一出戏剧里,注释里说这是在翻译剧中一位波斯使者嘴里胡说八道的话。或许作注释的人知道“妈了个逼的”是什么意思,但由于它是外来语,所以失去了作为脏话的魔力,因此可以刊印出来。
值得注意的另一件事情是,伦敦的男人通常不会在女人面前爆粗口,而在巴黎情况则完全不同。一个巴黎工人在女人面前或许会稍微有点节制不说脏话,但对此并不是很在乎,而女人之间则秽语百出。在这件事情上可以说,伦敦人比较有礼貌,或者说,比较有洁癖。
这些内容是我漫无规律地搜集而来的。没有精通文字的人对伦敦的俚语和脏话进行年册纪录,精确记录语言的变迁实在是一大遗憾。或许这将会对我们有所启发,进一步了解词汇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