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鲁迅解读《水浒传》】
这部书有一层大长处，就是把金圣叹的评和序都删去了。
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又如他的序里的一段：“夫古人之才，世不相沿，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这种文学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又如他对他的儿子说：“汝今年始十岁，便以此书（《水浒》）相授者，非过有所宠爱，或者教汝之道当如是也。……人生十岁，耳目渐吐，如日在东，光明发挥。如此书，吾即欲禁汝不见，亦岂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旧所批释脱然授之汝手。”这种见解，在今日还要吓倒许多老先生与少先生，何况三百年前呢？
但是金圣叹究竟是明末的人。那时代是“选家”最风行的时代；我们读吕用晦的文集，还可想见当时的时文大选家在文人界占的地位（参看《儒林外史》）。金圣叹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的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例如圣叹最得意的批评是指出景阳冈一段连写十八次“哨棒”，紫石街一段连写十四次“帘子”和三十八次“笑”。圣叹说这是“草蛇灰线法”！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并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
—— 胡适「《水浒传》考证」
记金圣叹刻本《水浒传》里避讳的谨严（胡适）
前些时，我偶然翻看亡友刘半农影印的金圣叹批刻本《水浒传》（民国二十三年中华书局发行），我看的是“生辰纲”的一大段，我正看的起劲，忽然我的历史考据癖打断了我的文章欣赏！我忽然发现了这部崇祯十四年刻的《水浒传》原来处处严避明朝皇帝名讳，可说是明末刻书避讳的一种样本或范本。
最早引起我注意的，是这个本子里一切“常”字都改成了“尝”字。例如“三阮撞筹”一回里：
（1）若是每尝，要三五十尾也有。（卷十九，十）
（2）我也尝尝这般思量。（卷十九，十六）
这似乎不是无意的罢。我就看下去，下面两卷就有：
（3）你尝说这个人十分了得。（卷二十，九）
（4）闲尝有酒有食只和别人快活。（卷二十一，卅一）
（5）我只要尝情便了。（卷廿一，卅二）
我再翻看前面几卷，单就“楔子”一回里，就有好些例子：
（6）寻尝巷陌陈罗绮。（开卷引邵雍诗，卷五，四）
（7）这代祖师，道行非尝，……贫道等时尝亦难得见。（卷五，十，又同卷十六叶“道行非尝”）
（8）走了魔君，非尝利害。（卷五，十八）
我再翻看金圣叹的第三篇自序，也有这些：
（9）然而胆未坚刚，终亦不能尝读。（卷一，十七）
（10）而犹如尝儿之泛览者。（卷一，二十三）
再看金圣叹做的施耐庵自序，也有这些例子：
（11）大率日以六七人来为尝矣。（卷四，二）
（12）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曾尝闻也。（卷四，二）
这些例子都可以表示这个刻本用“尝”字替代“常”字不是偶然的错误，乃是有意的避讳。
明朝刻书，本来不避皇帝名讳。到了崇祯三年，礼部奉旨颁行天下，避太祖、成祖庙讳，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庙讳（见《日知录》卷廿三）。这时候天下已大乱，十四年后明朝就颠覆了。在这短短的十几年之中，很不容易推行这种繁难的避讳制度。所以严格避讳的明末刻书，我们看见的很少。见于记载的，如钱大昕说的“明季刻本书，太常寺作太尝，常熟作尝熟”；如钱谦益的《初学集》刻于崇祯十六年，“常”字都作“尝”字，故“常州”作“尝州”，“中常侍”作“中尝侍”。因为明光宗名叫常洛，故“常”字避讳，改作“尝”字。所以我最早就注意到金圣叹刻的《水浒传》的“常”字都改成“尝”字，必也是避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