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鲁迅解读《水浒传》】
这部书有一层大长处，就是把金圣叹的评和序都删去了。
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又如他的序里的一段：“夫古人之才，世不相沿，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这种文学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又如他对他的儿子说：“汝今年始十岁，便以此书（《水浒》）相授者，非过有所宠爱，或者教汝之道当如是也。……人生十岁，耳目渐吐，如日在东，光明发挥。如此书，吾即欲禁汝不见，亦岂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旧所批释脱然授之汝手。”这种见解，在今日还要吓倒许多老先生与少先生，何况三百年前呢？
但是金圣叹究竟是明末的人。那时代是“选家”最风行的时代；我们读吕用晦的文集，还可想见当时的时文大选家在文人界占的地位（参看《儒林外史》）。金圣叹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的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例如圣叹最得意的批评是指出景阳冈一段连写十八次“哨棒”，紫石街一段连写十四次“帘子”和三十八次“笑”。圣叹说这是“草蛇灰线法”！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并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
—— 胡适「《水浒传》考证」
宋史纲批语（金人瑞）
宋史纲：淮南盗宋江掠京东诸郡，知海州张叔夜击降之。
史臣断曰：赦罪者，天子之大恩；定罪者，君子之大法。宋江掠京东诸郡，其罪应死。此书降而不书诛，则是当时已赦之也。盖盗之初，非生而为盗也，父兄失教于前，饥寒驱迫于后，而其才与其力，又不堪以郁郁让人，于是无端入草，一啸群聚，始而夺货，继而称兵，皆有之也。然其实谁致之失教，谁致之饥寒，谁致之有才与力而不得自见？“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成汤所云，不其然乎？孰非赏之亦不窃者？而上既陷之，上又刑之，仁人在位，而罔民可为耶？岂称代天牧民之意哉？故夫降之而不诛，为天子之大恩，处盗之善法也。若在君子，则又必不可不大正其罪而书之曰盗者。君子非不知盗之初，非生而为盗，与夫既赦以后之乐与更始，亦不复为盗也。君子以为天子之职，在养万民，养万民者，爱民之命，虽飞蠕动，动关上帝生物之心；君子之职，在教万民，教万民者，爱民之心，惟一朝一夕必廑履霜为冰之惧。故盗之后，诚能不为盗者，天子力能出之汤火，而置之衽席，所为九重之上，大开迁善之门也。乃盗之后，未必遂无盗者，君子先能图其神奸而镇以禹鼎，所谓三尺之笔，真有雷霆之怒也。盖一朝而赦者，天子之恩；百世不改者，君子之法。宋江虽降而必书曰盗，此《春秋》谨严之志，所以昭往戒，防未然，正人心，辅王化也。后世之人，不察于此，而裒然于其外史，冠之以忠义之名，而又从而节节称叹之。呜呼！彼何人斯，毋乃有乱逆之心矣夫。
张叔夜之击宋江而降之也，《宋史》大书之曰知海州者何？予之也。何予乎张叔夜？予其真能知海州者也。何也？盖君子食君之食，受君之命，分君之地，牧君之民，则曰知某州。知之为言司其事也。老者未安，尔知其安；少者未育，尔知其育；饥者未食，尔知树畜；寒者未衣，尔知蚕桑；劳者未息，尔知息之；病者未愈，尔知愈之；愚者未教，尔知教之；贤者未举，尔知举之。夫如是，然后谓之不废厥职。三年报政，而其君劳之，赐之以燕享，赠之以歌诗，处之以不次，延之以黄阁。盖知州真为天子股肱心膂之臣，非苟且而已也。自官箴既坠，而肉食者多。民废田业，官亦不知；民学游手，官亦不知；民多饥馁，官亦不知；民渐行劫，官亦不知：如是即不免至于盗贼蜂起也。而问其城郭，官又不知；问其兵甲，官又不知；问其粮草，官又不知；问其马匹，官又不知。嗟乎！既已一无所知，而又欺其君曰：“吾知某州”。夫尔知某州何事者哉！《宋史》于张叔夜击降宋江，而独大书知海州者，重予之也。
史臣之为此言也，是犹宽厚言之者也。若夫官知某州，则实何事不知者乎？关节则知通也，权要则知跪也，催科则知加耗也，对簿则知罚赎也，民户殷富，则知波连以逮之也，吏胥狡狯，则知心膂以托之也。其所不知者，诚一无所知；乃其所知者，且无一而不知也。嗟乎！嗟乎！一无所知，仅不可以为官；若无一不知，不且俨然为盗乎哉！诚安得张叔夜其人，以击宋江之余力而遍击之也。
（据《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二，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贯华堂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