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鲁迅解读《水浒传》】
这部书有一层大长处,就是把金圣叹的评和序都删去了。
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又如他的序里的一段:“夫古人之才,世不相沿,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这种文学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又如他对他的儿子说:“汝今年始十岁,便以此书(《水浒》)相授者,非过有所宠爱,或者教汝之道当如是也。……人生十岁,耳目渐吐,如日在东,光明发挥。如此书,吾即欲禁汝不见,亦岂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旧所批释脱然授之汝手。”这种见解,在今日还要吓倒许多老先生与少先生,何况三百年前呢?
但是金圣叹究竟是明末的人。那时代是“选家”最风行的时代;我们读吕用晦的文集,还可想见当时的时文大选家在文人界占的地位(参看《儒林外史》)。金圣叹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的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例如圣叹最得意的批评是指出景阳冈一段连写十八次“哨棒”,紫石街一段连写十四次“帘子”和三十八次“笑”。圣叹说这是“草蛇灰线法”!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并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
—— 胡适「《水浒传》考证」
〔第十四回〕《水浒》之始也,始于石碣;《水浒》之终也,终于石碣。石碣之为言一定之数,固也。然前乎此者之石碣,盖托始之例也。若水浒之一百八人,则自有其始也。一百八人自有其始,则又宜何所始,其必始于石碣矣。故读阮氏三雄,而至石碣村字,则知一百八人之入水浒,断自此始也。
阮氏之言曰:“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嗟乎!意尽乎言矣。夫人生世间,以七十年为大凡,亦可谓至暂也。乃此七十年也者,又夜居其半,日仅居其半焉。抑又不宁惟是而已。在十五岁以前,蒙无所识知,则犹掷之也。至于五十岁以后,耳目渐废,腰髋不随,则亦不如掷之也。中间仅仅三十五年,而风雨占之,疾病占之,忧虑占之,饥寒又占之,然则如阮氏所谓“论秤秤金银,成套穿衣服,大碗吃酒,大块吃肉”者,亦有几日乎耶?而又况乎有终其身曾不得一日也者。故作者特于三阮名姓,深致叹焉。曰立地太岁,曰活阎罗,中间则曰短命二郎。嗟乎!生死迅疾,人命无尝,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
加亮说阮,其曲折迎送,人所能也。其渐近即纵之,即纵即又另起一头,复渐渐逼近之,真有如诸葛之于孟获者,此定非人之所能也。故读说阮一篇,当玩其笔头落处,不当随其笔尾去处,盖读稗史亦有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