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游者:西方宇宙观念的变迁》
【英】阿瑟·库斯勒
「献给Mamaine」
▷2014年版序:https://shimo.im/docs/2wAldwK9zLt5NZAP/
▷1968年版前言(图1-2)
▷1959年版序(图3)
据阿瑟·库斯勒的说法,科学革命的领导者(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在推翻中世纪的宇宙观时,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明确表示,这并不是在质疑科学取得的巨大进步。他的观点是,科学进步远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理性进步过程,而是不稳定的,往往是偶然的——一个杂乱无章、脱节的事件,非理性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库斯勒批判的不是科学,而是流行的“科学神话学”:
科学的发展通常被认为是沿着直线上升的一种清晰而理性的发展;事实上,它走的是一条曲折的之字形路线,有时几乎比政治思想的演变更令人困惑。尤其是宇宙理论的历史,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之为集体性强迫症和受控性精神分裂症的历史;一些最重要的个人发现到来的方式令人觉得更像是一位梦游者而不是一台电脑的表现。
——「2014年版序」
开普勒生命的最后3年,带着传说中在荒野里流浪的犹太人耳边时刻萦绕的回声。“我该选择什么样的地方?是已经被毁掉的,还是即将被毁掉的?(Quis locus eligendus, vastatus an vastandus?)”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林茨,没有固定的住所。乌尔姆只是印刷期间的临时驿站。他那时住在一个朋友为他安排的住处,尽管房子被特意改造过以容纳开普勒的家人,但他们当时并不在他身边。从林茨沿多瑙河逆流而上,河水已经开始冻结,他不得不坐马车继续赶路,将苏珊娜和孩子们留在途中的雷根斯堡。至少这是他在写给某位通信者的信中做出的解释。但他在乌尔姆待了近10个月,没有派人来接他们。
这个小插曲很典型地表现出了他在晚年时的一种古怪行为。似乎他漂泊不定的父亲和叔叔们的遗产在他中年之后又开始发挥作用了。他的躁动不安在他创造性的成就中找到了发泄的出口;而在他完成了《星表》之后,紧绷的弦断了,思想之流也被切断了,于是他似乎是靠惯性在漫无目的地绕圈子,驱动他的是一种与日俱增、排山倒海般的焦虑。他再次犯了皮疹和疥疮,他害怕自己在《星表》印刷完成之前就死掉,眼中的未来则是饥饿和绝望的荒原。
然而,尽管身处战争当中,他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臆想出来的。他被给予了意大利最炙手可热的教授职位,培根勋爵的使者亨利·沃顿爵士邀请他前往英格兰,然而他拒绝了:
我要渡海去沃顿邀请我去的地方吗?我这个德意志人?我爱这坚实的大陆,一听到狭窄疆域里的岛屿,我就觉得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