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起家庭的那种爱继续以它最初的形态以及转变后的形态在文明中发挥着作用。它最初的形态没有放弃直接的性满足，而它转变后的形态是目标被约束的情感。爱通过这两种形态继续发挥着它将许多人聚集在一起的功能。并且，对比共同劳动带来的效益来说，爱的这种作用要更加强烈。语言随意地运用“爱”这个词，有遗传学的原因。当一男一女为了生殖需要而建立家庭时，人们将他们之间的关系称为“爱”；但人们也把家庭中亲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积极情感称为“爱”，尽管我们不得不把这种爱描述成“目标被约束的爱”或是“喜爱（affection）”。目标被约束的爱实际上最初是完全的肉欲之爱，而且它依然以这种状态存在于人的潜意识当中。完全的肉欲之爱和目标被约束的爱两者都扩展到家庭以外，和以前是陌生人的人建立起新的连接。生殖器之爱促使人们组建新的家庭，而目标被约束的爱促使人们形成友谊。从文化的角度看，目标被约束的爱是有价值的，因为它避免了生殖器之爱的某些局限，例如它的排他性。然而，爱与文明的关系在发展的过程中丧失了明确性。一方面，爱开始站在文明的利益对立面；另一方面，文明用大量的限制来威胁爱。
它们之间的分裂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没法马上找到分裂的原因。它首先表现为家庭与个体所从属的更大群体之间的冲突。我们已经认识到，文明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将人凝聚为一个个大的集体。但是家庭不愿意放弃个体。家庭成员彼此的依恋关系越是紧密，他们越是经常倾向于疏远他人，他们也就越难以进入更广的生活圈。总体上，这是一种从系统发展的角度来看比较古老的生活模式，是一种仅存于儿童时期的生活模式，它不会让自己被后期形成的生活模式取代。将自己与家庭分离变成了每一个年轻人都面临的任务，而社会往往以青春期和成人仪式的方式帮助他们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产生了这样的整体印象，认为所有的心理发展，确切地说是所有的有机体发展，必然都存在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