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通过想象生成的，想象对其视域进行组织，赋予生命以和谐的整体感。如果（因为传统、语言和文化而）存在着什么规则或先在的结构的话，想象会摧毁它们，并用某种不可分析的冲动重构它们。这个重构之物跟活生生的生物一样拥有新的、原创性的、和谐的形式。这一整个过程被皮兰德娄所谓的“良知”或“反思”伴随和制约。就像镜子一样，反思可以折射出想象自身过程的批评性影像，帮助它控制它自己的运作。在幽默作家的创作过程中，反思占据上风，它直接干预创作过程本身，它清晰和活跃地控制着想象，把它的运作支解成很多部分——学究气地、细微地和分析性地。换句话说，反思不断地阻截想象，好像在告诉它，看看，你认为你创作的东西跟你想象中它们的样子是一致的——这再好不过了。但它们也会完全不一样。反思亦步亦趋地跟着想象，向它表明一切都可能与其貌似的样子相反。当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对反面的感知”时，就有了皮兰德娄所谓的喜剧。
在这一点上讲，他的观点落入喜剧经典理论的套式之中。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喜剧的产生是因为发生了异常，就像是在一连串的事件中出现了一个改变正常秩序的因素。对于康德来说，当我们到达一种让我们始料未及的荒唐境地时就会发出笑声。但是要为这种“错误”发笑，还需要我们不牵涉其中，这样我们就会对别人的错误产生优越感（因为错误不是我们犯的）。对于黑格尔来说，喜剧的本质因素是发出笑声的人——不管是谁——对自己的正确性确定无疑，以至于在看到其他人身上的矛盾时就会体验到一种优越感。这种使我们对那些发生在低我们一等的人身上的不幸发笑的正确性是邪恶的，在这一点上波德莱尔已说了该说的一切。这种类型的喜剧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吹牛军人》中的士兵趾高气扬地走着，却踩在一块香蕉皮上滑倒了；我们本来是期望他会做出什么其他的行为；我们没有滑倒，我们感到高兴，又幸灾乐祸地感到吃惊，于是我们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