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没签字。”他指着玄关桌上的支票说道。旁边摆着钢笔和墨水瓶。
“是没签。”我答道。
他顿住脚步，半晌没有作声。我强作镇定，却仍似决堤般冲口而出：“不签，而且我也不打算签。”
他一动不动地站了几秒，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从未公开违抗过他。
“上楼来。”他说。我上了楼，心知多年来我一直在等待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无论如何我必须挺过这一关。他背对着门站着，一副权力的假象，眼中燃烧着怒火，说：没错，婚姻结束了，是我用分裂的人格和狂妄的野心毁了它，但我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只要我遵守规则，就可以继续住在那栋房子里，见到孩子们。
“我不会签的。”我说，他无声地冲向我，把我按坐在床上。他的手突然掐住我的喉咙，那一瞬间我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却仍怯懦地挣扎着想说话，话还卡在喉咙里，但等着要说出来。那两个字“好的，好的”。
我走下楼，在支票背面签了名，将它正面朝下放在他铺在那里的吸墨纸大页上。如同梦游一般，我穿上外套出了门，惊讶地发现夜幕已然降临。那是1962年9月底。空气中弥漫着秋的气息，虽然我说不清那具体是什么味道，或许是落叶、腐殖土，还有记忆中后院篝火的气息。气味总是与某个特定时刻紧密相连，而那个秋天，我明白自己正从父母与丈夫的双重管束中走出，只是步履尚且踌躇。
我先去了警察局，然后去了医院。接待我的警察态度粗鲁；听完我这为人妻的陈述，他只反复追问：他到底有没有侵犯你，是否要追究到底？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必了。
从那里，我去了巷子尽头的纳尔逊医院门诊部，那里仿佛聚集了世间所有的渣滓。有人叫嚷，有人流血，有人大喊大叫。一对醉醺醺的夫妻先是争吵，突然又搂抱在一起，一条似乎不属于任何人的狗汪汪乱叫，孩子们号啕大哭，一个出租车司机踉跄着闯进来，举着他的证件，寻找那个跟他吵架的浑蛋，角落里独自坐着一个侏儒，神情极度凄凉。我不确定自己为何会出现在那里。这大概与打发掉特定的几分钟有关，之后还会有另外特定的几分钟，时间就这样流逝，如同踩着踏脚石前行。最终接待我的护士像母亲般慈祥，但她表示不能给我开安眠药，她的建议是：回家去，化个妆，喝杯金汤力，修补婚姻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