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已暗，屋内的物件变得模糊不清。众所周知，贝克特不喜欢过多的交谈。他所有的作品都充斥着对那些喋喋不休、叽叽喳喳之人的厌烦。最终，我鼓起勇气问他正在写什么，他回答说：“没什么，而且又有什么用呢？”不知怎的，话题转到了墓地。我向他讲述了我位于香农河一座岛上的坟墓，那里如此偏僻，有几座教堂，屋顶敞开，任由天空俯瞰，野鸟在墓地上空盘旋进出，墓碑上布满了青苔。他感到惊讶，并问我是否打算回去接受永久的“怨恨剂量”。他可能想起了詹姆斯·乔伊斯所遭受的可怕对待，当局和爱尔兰的殡葬业者对他的遗体是如此反感，以至于它从未被运回祖国。这时，我想起1964年初次见到贝克特后不久，他给我寄过一张明信片——也许是他发给许多人的宣言——说那是他最后一次在都柏林，并在埃尔弗里商店买了一顶黑色丧帽。然而，他身上仍保留着浓厚的爱尔兰特质——他的声音、步态、手杖，以及他笔下“道路与沟渠间废墟遍布的土地、可爱的乡间小路、雏菊、绵羊、羔羊、胎盘”，这些都是他与父亲在山间漫步时观察到的景象，还有远处石匠银铃般的捶击声。就连辛格也未曾以如此深情捕捉过爱尔兰。我总将杰克·叶芝、辛格和贝克特视为同类，他们志趣相投，是高贵血统的流浪者，用双脚丈量过那些终将被他们以绘画或语言神圣化的土地。我最初读到他的文字，是在伦敦图书馆四楼那个昏暗的角落。我偶然邂逅一本印有叶芝画作复制品的书——一本让我极想窃走的书。贝克特在简短而闪耀的序言中写道：这位押上自我存在的艺术家来自虚无，亦无亲族。我提及此事时，他抬起头来，面露喜色，全然忘记那是自己的手笔，反而忆起与杰克·叶芝在北都柏林的长途漫步，总在某个静谧的酒馆休憩、沉思。谈论这样一位严谨之人时提及饮酒或许不妥，但爱尔兰的天才们——乔伊斯、贝克特、弗兰·奥布莱恩等众多人物——皆是酒馆常客，他们将那些驻足时光化作孜孜不倦的创作养分。
房间里寂然无声，唯有他椅子的滚轮蹭过踢脚板的吱呀响动，以及女仆们在楼梯平台上彼此呼唤的声音，那呼唤既专横又欢快。他坐着凝视前方，时而抬眼望向角落，那里早先有异象显现。
“根本没必要回去。”他说，带着某种听天由命的意味。而我明白，若非怀着那般美丽、哀伤且永恒不灭的孤寂去爱过那片沟渠、雏菊与废墟遍布的土地，他绝不可能写出那些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