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学者都认为故宫本的《韩熙载夜宴图》为宋摹本，余辉在《〈韩熙载夜宴图〉卷年代考——兼探早期人物画的鉴定方法》一文中从服饰、道具、发饰、叉手礼等方面均得出了此卷为南宋摹本的结论。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提出南唐规定官服颜色为绿色，到了宋代才“止令服绿”，而图中的印粲状元身着红服，显然不符合当时南唐的规定，并且也提到叉手礼是两宋制度，在宋辽墓室壁画中均有体现。
但是余辉先生在文中没有提及祖无择记载的一段跋文，北宋祖无择在其《龙学文集》第十六卷中有一段记载《韩熙载夜宴图》的跋文：“南唐中书侍郎韩公熙载，后主时知国祚将废，放怀杯酒间以自污，后主欲用为相，而闻纵逸不检，每伺其家宴，令画工顾闳中丹青以进。其卷首即与公门生朱铣紫微、印粲状元及教坊副使李嘉明，并其妹按胡琴，又公自击鼓，妓王屋山舞六幺。王屋山俊慧非常，公最怜，每醉须乐聒之乃醒，幼令二婢出家，号凝酥、素质。后主复信小人之谮，遂黜公以左庶子分司南京，受命日尽逐群婢，单车即路，后主怜之，留为尚书，不数日，群婢复集，饮逸愈甚，后主叹曰：‘孤不得熙载为相矣。’既而薨于私第，后主泣之，恸赠平章事，谥曰文。元丰己未孟夏二十日洛阳祖无颇题。”
此跋描写的内容与故宫本《韩熙载夜宴图》内容的前两段高度吻合，撰写的时间为元丰己未孟夏二十日，也就是1079年，距五代南唐后主时期的时间跨度不大。可以确定的是，此跋文跟故宫本《韩熙载夜宴图》颇有渊源，体现了作者的奇妙构思，故宫本《韩熙载夜宴图》即使不是原作也应该跟原作比较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