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的雄辩:五代人物画叙事模式研究》
「作者:张小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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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韩熙载夜宴图》与线性叙事
第二章 《宫中图》与并置叙事
第三章 《重屏会棋图》与多重空间叙事
第四章 《劳度叉斗圣变》与异时同图叙事
第五章 《曹氏夫妇出行图》与全景叙事
第六章 《十六罗汉图》与『符号化』叙事
绘画的叙事和文字的叙事是不同的,绘画无论怎样也达不到文字对于事情经过表达的完整水平,但其优势在于更加“直观”,突显出故事中最重要、最精彩的情节。《劳度叉斗圣变》就是对经文、变文的取舍与加工,展现了惊心动魄的斗法故事。它使用了“异时同图”的叙事模式及“二元对立”的构图,改变了“一面唱词,一面图像”的叙事结构,以共用空间和置入空间的方式,把故事情节“集成式”地展现在石窟的通体墙壁上。在把文本“搬到”墙壁的过程中运用的叙事艺术处理,体现了敦煌画师的智慧。
虽然莫高窟的石窟墙壁上很少出现世俗题材的绘画,但是曹议金还是延续了第156窟所开创的这一形式,将彰显其军威的世俗出行题材搬进了石窟中。虽然我们至今仍然无法确定是谁最初提出了这个设想,但这样的出行图,确实给五代石窟绘画的叙事增添了浓重的一笔。大型场面的全景叙事,将事件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片段用大尺幅的画面展现了出来。在这种叙事方法的背后,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虽然延续了晚唐以来的诸多风格,但是《曹议金出行图》在很大程度上将已有的题材至臻完善,在形制和尺寸上都有所突破。五代时期的出行题材绘画,也多采用这种全景叙事的方式进行描绘。
贯休是五代人物画中绕不开的一个画家,他的人物画造型夸张且极具表现力。同时,他的作品也体现出了一定的叙事特点。贯休通过对十六罗汉代表特征的定格,“符号化”地表达出罗汉形象背后的故事。
任何一个时代的特色都是需要通过一些有特点的个体来进行描述的。五代的人物画相比前朝的人物画,叙事属性更强一些。这些经典五代人物画的六种叙事模式是难以合并的。它们在叙事空间、视角、情节置入、时间顺序、叙事技巧等方面都有着各自的特点,体现出了一定的“多样性”。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这六种叙事模式,大部分是以“视觉来源”进行叙事的。也就是说,没有事先安排好的文本,是依“所见”来进行叙事的。而《劳度叉斗圣变》是依文本叙事,《十六罗汉图》既有文本,也会参照视觉形象。带来空间拓展的屏风,成为五代人物画中屡次出现的叙事元素,也成为五代人物画的一个叙事特点。如果说《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屏风主要是对叙事情节起到间隔的作用,那么《重屏会棋图》中的屏风,则代表了一种叙事空间、情节的延续,可以辅助表现人物形象。如果说《重屏会棋图》将宫廷生活的内部空间与君主理想的诗意空间进行了对照,那么《勘书图》则是将士人生活的物质世界与他的内心精神世界进行了并置,屏风产生的叙事效果在此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曹氏夫妇出行图》与《劳度叉斗圣变》由于石窟空间的存在,叙事均适合“远观”,而卷轴画的叙事则有“窥看”之意。
这些叙事模式中,有的是前代出现过的。汉画像石与南朝的人物画已体现出了线性叙事的特征,但它们是按照文本进行叙事的,其线性特征是被动的。到了唐代,卷轴画与文本脱开了一定的距离,随着“文本顺序指令”的消失出现了线性叙事的短暂隐没。唐代的《捣练图》虽具有线性叙事的特点,但是时间顺序并不强烈。而五代的《韩熙载夜宴图》则重新启用了线性叙事并且在模式上与前代有明显的不同,它是以“视觉来源”进行的叙事,在叙事模式上具有主观性,是十分典型的线性叙事,且大幅度地改变了前朝人物画环境简单和情节模糊的特点,从时间和空间上增强了人物画的叙事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代人物画的叙事。如果说《簪花仕女图》体现了早期并置叙事的特点,那么《宫中图》则将此叙事模式大幅度地发展加强了,六余米的尺寸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极具分量,它并置情节的频次与规模大大超过了前代。《重屏会棋图》与《勘书图》的叙事模式是五代时才出现的,其特有的多重空间叙事成为后世很多绘画的范例,画师竞相模仿。这一点跟贯休的《十六罗汉图》的影响有些类似,符号化的处理成为五代之后一个比较常用的叙事手段。
五代人物画的叙事,实有其特点而开两宋艺苑隆盛之先河。宋代人物画中出现了很多的全景叙事模式,虽然不能说这些全景叙事的人物画一定是从《曹议金出行图》这类世俗壁画发展而来的,但是这类出行题材的壁画却为两宋全景人物绘画的叙事提供了很重要的图像依据。毕竟,在五代之前的人物卷轴画中全景叙事是罕见的。《迎銮图》《清明上河图》《会昌九老图》无不体现出壁画的全景叙事对卷轴画的影响。
五代人物画展现出来的叙事模式,可以给我们实践主题性美术创作提供多种借鉴意义:有表现政治寓意的叙事技巧,有表现完整事件的叙事方法,有表现宏大主题的叙事手段,也有表现生活题材的叙事方式,还有定格形象的叙事处理,等等。这无疑对今天现实主义题材和历史题材的创作,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五代人物画以雄辩的叙事能力和丰富的面貌,耀一时之光彩。在中国绘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五代人物画从情节、时间、空间、技巧等多方面增强了人物画的叙事能力,并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