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这种让步来自行动的实践本身时,它是以行动的名义去主张谴责一种关于自由的哲学;马克思主义者权威地宣称,自由的存在使得任何具体化的事业都变得不可能;根据他们的观点,如果一个个体不是被外部世界所迫而想要这样或那样东西,就没有什么可以保护他去对抗他的随心所欲。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另一种语言表达的责备,这是非常尊重超自然的迫切需要的信徒所作的责备。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徒都认为,自由地行动似乎就是放弃为自己的行为作证。这里有一种奇怪的反转,颠倒了康德的“你应该,所以你就能够”;康德以道德观念的名义预先提出了自由概念;马克思主义者则相反,宣称“你应该,所以你就不能够”;一个人的行动,只有在这个人没有通过内在运动来构成这个行动时才有效;接受一种选择的本体论的可能性,这就已经背叛了伟大事业。这是否说,革命的态度拒绝以任何方式成为一种道德的态度呢?这倒是符合逻辑的,因为我们和黑格尔一样,发现只有当选择起初还没有实现时,它才能构成符合道德的选择。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里还是有些徘徊不定;它蔑视那些与这个世界毫不相干的唯心主义道德;但这种嘲笑意味着,在行动以外不可能有什么道德,这并不是说行动会在一般的自然程序中自我贬低。显而易见,革命的事业主张有一个人道的意义。列宁大体上说了这样的话:“我认为,任何对党有益的活动就是道德的活动,任何对党有害的活动就是非道德的活动。”他的话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拒绝那些过时的价值,但另一方面,他又在政治运动中看到人的一种总体表现,即人既是一种应该存在,也是一种存在。列宁拒绝抽象地提出道德的概念,因为他想真正地实现这个道德。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论、著作和行为中,到处都有一种关于道德的思想。因此,以恐怖的心情去拒绝选择的时刻是一种矛盾的行为,因为选择的时刻恰恰就是精神进入自然的时刻,是人和道德观念得以具体实现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