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避难所里看到许多忧郁的人，他们已经自杀不下二十回，将他们的自由用来寻找逃避囚禁生活和结束无法忍受的焦虑的手段；医生友好地拍拍他们的肩膀，而他们则把他当作暴君和刽子手。一位酗酒并吸毒的朋友跟人要钱去买他所需要的毒品；我劝他去戒毒，我把他带到医生那里，我试着让他重新生活；如果我有成功的机会，我拒绝给他提供毒资就做对了。但如果情况不允许我做任何事，去改变他在其中挣扎的处境，那我也只好让步；几个小时的剥夺只能加剧他的痛苦，于事无补；他还可以借助极端手段得到我不想给他的东西。这也是易卜生在《丑小鸭》里所说的问题。一个人生活在谎言世界的处境里，而谎言就是暴力，就是暴政：我能说出真相而让蒙冤的人获释吗？首先应该创造一种处境，要让真相变得可以忍受，使个人在失去幻想的同时，还能在他周围找到希望的理由。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与一个个体的自由有关的东西几乎都与其他个体的自由相关。又有这么一对夫妇，他们坚持要在一个破屋里居住；如果人们不能成功地说服他们，让他们产生居住更体面的房屋的欲望，那就应该让他们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但如果他们有孩子，情况可就变了；父母的自由将对孩子造成危害，而孩子是未来，是自由，应该首先考虑他们的利益。他人是多数的，从这里出发，又将引发许多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