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我能做的事负责，对我所做的事负责。有一种省事儿而错误的想法，它允许所有的弃权行为，所有的暴政；个人主义者泰然处之，心满意足，他说：“失业者、服刑犯、患者像我一样自由；如果说在最坏的状况下，一个人仍然保留着自由，那他为什么要拒绝战争或贫穷呢？”但是只有贫困者才能够在他的贫困中宣布他是自由的；我放弃帮助他，我就是这个贫困的真实写照；拒绝或接纳贫困的自由对我来说绝对不存在；这种自由仅仅存在于其贫困得到实现的人身上。并不是以贫困的名义，而是以我的自由的名义来接纳它或拒绝它。
我必须接纳或拒绝。我说过，我既不能为他人做任何事，也不会反对他人做任何事：但这并不能将我从对我与他关系的顾忌中解脱出来。因为不管我做什么，我存在于他人的面前。我就在那里，在他看来，我与所有不是他的东西的惊人存在混合为一体，我就是他的处境的人为性。他人是自由的，从这一点起：仅仅从这一点起；他人完全是自由的：是在这个面前，而不是在那个面前，在我面前是自由的。压在他人头上的命定性，一直就是我们：命定性就是所有其他人的自由转向每个人的那张僵化的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说“每个人都要对所面对的一切负责”。静止不动也好，行动起来也好，我们总是重压在这块大地上；任何拒绝都是选择，任何沉默都是一种声音。我们的被动甚至都是故意的；为了不作选择，还应该选择不作选择；想逃脱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