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惟有你统领宇宙，那么惟有你能带来光的明亮天地，惟有你才能带来喜悦和欢快……[142]
卢克莱修（Lucretius）就是如此把“阿尔玛的维纳斯”（alma Venus）称颂为自然的统治法则。人是极易沦落为这一“精灵”（daimonion）的卑怜的受害者的，除非他能够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抵制这一诱惑的影响。问题并不仅仅涉及感官享乐以及美感的腐化，还涉及异教和自然崇拜——这才是关键所在。因为神栖息在创造物里，人就陷入了对这些事物的崇拜之中，为此人们必须完全远离它们以避免被其吞噬。在这方面阿利比乌斯（Alypius）的命运极其具有启示意义。如果从世界的逃逸成功了的话，那么人就能够建立起一个在感觉印象的冲击下毫不动摇的内在精神世界。与感觉世界的抗争导致了一种独立于外部因素的思维方式的诞生。人为自己赢得了观念的统治权，它能够承受美感的冲击。这样，思想就不再为感觉印象的情感因素所束缚了，它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甚至在后来还能够上升到反思与观察的高度。
#荣格《转化的象征》
如此，人便站在了一个新的位置上面，他可以与自然形成一种崭新的、独立的关系，可以在古典精神打下的基础上继续建功立业，可以重新恢复起那条由基督教的避世所斩断的与自然的纽带。在这个刚刚达到的精神层面上已经锻造了一种与世界和自然的同盟关系，它不再如同过去的旧态度一样在外界事物的魔力下分崩离析，而是在反思的坚定光芒中凝视它们。然而，对自然事物过多的关注中仍然充斥着某种古老的宗教虔诚，以及某种已被传递给科学事实与诚恳的古老的宗教伦理。尽管在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对自然的古老情感明显地在艺术和自然哲学中破茧而出，暂时把基督教的原则抛到了身后，但人类头脑新达到的理性和智力的稳定性却千方百计地坚守阵地，开始了对自然层层深入的探求，而自然的这些层面在早期时代几乎从未曾被怀疑过。新的科学精神的深入与前进越是顺利，它就越是被囚禁于它所征服的世界——对胜利者来说情形总是如此。
这个世界不但丧失了众神，而且丢掉了灵魂。随着我们的兴趣从内心世界转移向外部世界，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与早些时代相比增加了一千倍，但我们对内心世界的了解和经验却相应减少了。宗教兴趣原本该是最伟大、最具决定性的因素，现在也离开了内心世界，教义里的伟大人物成了陌生的、令人难以理解的遗迹，成了各类批评指责的牺牲品。甚至现代心理学在维护人类灵魂存在的权利时也遇到了最大的困难，它难以使人相信灵魂是一种存在的形式，而且它的特征是可以被研究的，因此可以成为适合科学研究的对象；它不依附于某一外物，而是有着一个自主的内在以及它自己的生命；它不仅是一个自我意识，而是一个存在物，它的本质决定了它只能被间接地加以推测。对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们来说，教会的神话与教义无疑是一堆荒谬的毫无可能性的胡言乱语。现代理性主义是一种假启蒙主义，它甚至在其破除因袭的倾向中求得道德上的自豪感。大多数人都满足于一种并不聪明的观点，即教义的全部目的只是陈述一种完全的不可能性。几乎没有任何人想到这些教义可能会是对某种具有明确内容的明确观点的象征性表现。怎么可能会有人知道那观点究竟是什么呢！“我”所不知道的即是不存在的。
象征不是比喻也不是符号：它们是大部分超越了意识内容的意象。我们还必须去发现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去证实它们就是那些我们不仅可能而且绝对必要与之达成协议的原动力。
[142]卢克莱修，《物性论》（De rerum natura），I，21-24［参见劳斯（Rouse）的译本，pp.4-5］：
“Quae quoniam rerum naturam sola gubenas，
Nec sine te quicquam dias in luminis oras
Exoritur，neque fit laetum neque amabile quicqu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