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俄罗斯那沉闷的时代，即19世纪90年代，记得它缓慢地爬行，它病态的安宁，它深重的土气，——那是一湾静静的死水：一个世纪最后的避难所。我清楚地记得喝早茶时关于德雷福斯的谈话、上校埃斯特加兹和皮卡尔的名字、关于一部《克莱采奏鸣曲》的朦胧争论，以及开着大玻璃窗的巴甫洛夫斯克车站中高高的乐谱架后面指挥的更换。指挥们的更换，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朝代的更替。街角上静静的卖报人，既不喊叫，也不走动，笨拙地待在人行道上，狭窄的四轮马车上装有一个为第三者准备的折叠小椅，记忆叠加，——在我的印象中，90年代是由这样一些画面构成的，它们是支离破碎的，却因静静的残缺和垂死生活那病态的、注定的简陋而具有了内在的联系。
——《时代的喧嚣》
我们相互讨要香烟，矫正自己的习惯，把伟大、有力、被禁止的阶级概念译成了动物般的胆怯公式。动物般的恐惧在打字机上敲响，动物般的恐惧在手纸上进行着习惯的矫正，不断地递上告密信，击打躺倒的人，要求对变节者处以死刑。就像一些男孩当众将一只小猫淹死在莫斯科河里一样，我们开心的小伙子们在嬉闹着施压，在课间大休息时玩着“挤油”游戏。唉，挤吧，压吧，但是不能让人看出挤压的究竟是什么人——这正是私刑的神圣法则。
奥尔登卡的一个掌柜扣了一名女工的秤——弄死他！
一个女收款员故意少找了五个戈比——弄死她！
一个经理一时犯糊涂在什么小事上签了字——弄死他！
一个农夫在粮仓里藏了些黑麦——弄死他！
——《第四篇散文》
我将世界文学的所有作品划分为已解决的和未解决的两类。前者，是废物，后者，是窃得的空气。对那些写作显然已解决的作家，我想朝他们的脸上啐一口，我想用棍子敲打他们的脑袋，想让他们全都坐在赫尔岑之家的桌子旁，在每个人的面前摆一杯警察茶，把霍因费尔德有力的分析交到他们每个人的手上。
我不会允许这样的作家结婚、生孩子。他们怎么能要孩子呢？——要知道，孩子们继续我们的事业，将替我们道尽最重要的事情，可与此同时，父辈已被提前三代预售给了脸上有麻点的魔鬼。
这便是文学的一页。
我没有手稿，没有笔记本，没有档案。我没有笔迹，因为我从不书写。在俄罗斯只有我在用嗓子工作，而周围地道的混蛋却在写作。我还是什么见鬼的作家！滚开，傻瓜们！
然而，我却有许多支铅笔，它们都是偷来的，全是彩色的。可以用刮胡刀片将它们削尖。
边缘有些缺口的刮胡刀片，一直被我视为钢铁工业最重要的产品之一。好的刀片像茅草一样锋利、柔软，却不会在手中折断——不知是火星人的名片，还是行为端正的魔鬼留下的中部被钻出一个洞的笔记。刮胡刀片，是死亡托拉斯的产品，成群的美国狼和瑞典狼正股东似的走进那死亡托拉斯。
说是因霍因费尔德而死的，这很可笑，就像说是因自行车或鹦鹉嘴而死的一样。但是，文学凶手就可能是一只鹦鹉。例如，我就差点被阿尔别尔特国王陛下和弗拉基米尔·加拉克季奥诺维奇·科罗连科的鹦鹉给杀害了。我很高兴的是，我的凶手还活着，在某种意义上说，比我活得还久。我用糖喂养他，满意地听着他重复着《欧伦施皮格尔》中的一句话——“灰烬敲打着我的心”，并将这句诗与另一句同样优美的诗混在一起：“世上没有超越词之痛苦的痛苦。”一个能将自己的书定名为《词之痛苦》的人，脑门上天生就带有文学凶手的印记。
不，请你们允许我申诉！请你们允许我记录！请允许我，像通常所说的那样，瞧瞧这案子！我恳切地请求你们，不要将我的案子从我这里挪开！诉讼程序还没有结束，我敢向你们保证，它永远也不会结束。先前所进行的，不过是序曲。博济奥本人将在我的案子中歌唱。满脸胡须的学生裹着花毯子，和披着短斗篷的宪兵们混在一起，由一名指挥领头，在疯狂的喜悦中进行着舞蹈般的追悼，从附近法院烟雾缭绕的大厅里抬出了装有我的遗体的警察灵柩。
爸爸，爸爸，爸爸啊！
你的妈妈在哪里？
一场黑色的天花
从福斯普来到这里。
你的妈妈瞎了一只眼，
案子是用死亡的线缝制的。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这似乎是在您的家中……您作为主人在某种程度上也负有责任……
想到国外去？……这里暂时出了些不愉快的事……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老爷！怎么办？！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
作家，这就是鹦鹉和神父的杂种。就鹦鹉这个词最崇高的含义而言，作家就是鹦鹉。如果他的主人是法国人，他就会说法语。但若是被卖到了波斯，他就会说波斯语：“鹦鹉傻瓜”或是“鹦鹉想吃糖”。鹦鹉没有年龄，也不知道白天和黑夜。如果主人玩厌了，就会用一块黑布罩住他，对于文学来说，这便是黑夜的代名词。
监狱的看守们都爱读长篇小说，他们比任何人都更需要文学。
在我生命的那一年，一些满脸胡须、戴着皮帽的成年男人们，将一把利刃带到我这里，想将我阉割。据一切迹象判断，他们是部落中的祭司：他们身上散发着洋葱、长篇小说和山羊肉的味道。一切都很可怕，像是在婴儿的梦境中。
Nel mezzo del cammin di nostra vita——在人生道路的中途，我在苏维埃的密林中被一群强盗拦住了，那群强盗自称是我的法官。他们是些老人，脖子上青筋暴露，鹅头一样的小脑袋，承受不了岁月的重负。
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需要了文学，而文学搓揉、抓住、抱紧了我，一切都很可怕，像是在婴儿的梦境中。
我一年年地越来越坏。每当有人用名字和父名喊我，我总是要打一个战。我无论如何也习惯不了：怎样的荣誉啊！一生中哪怕有人喊过一次伊万·莫伊赛维奇也好啊！唉，伊万，狗！曼德尔施塔姆，狗……对于一个法国人，称亲爱的老师，对我，则称狗。每人都各有自己的称呼啊。
我，一个衰老的人，把自己心脏的残片给了老爷的狗，可它们觉得不够，它们觉得不够。俄国作家们的眼睛带着狗的温情盯着我，央求道：你死吧！这种奴才的恶毒，这种对我的名字下贱的蔑视，自何而来？茨冈人至少还有匹马——我却同时是一匹马，是一个茨冈人……
严酷的传票就在枕头下面！第四十六份合同代替了花环，十万支燃着的香烟代替了蜡烛……
我走向了你们，我的偶蹄目的朋友们，木质的假肢在黄颜色的社会主义联合体中敲响，这个联合体是由逞能的负责人吉别尔那狂妄的想象所缔造的，它是由特维尔大街上一家漂亮的旅馆、夜间电报局或电话局构成的，是由以附设小吃部的剧院休息室为象征的关于世界幸福的幻想构成的，是由站满举手致敬的办事员的无休止的办事处构成的，是由会让嗓子发痒的干燥的电信局空气构成的。
在这里，是车站大灯那红色火焰照耀下的无休止的会计之夜。在这里，就像是在普希金的童话中那样，犹太人和青蛙在主持婚礼，也就是说，一个腿像山羊一样细长的花花公子正在举行无休止的婚礼，这个花花公子发出戏剧化的谩骂，与他成双的是来自同一个浴池的不纯净的人——莫斯科的一个棺材匠编辑，这编辑在为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准备着锦缎覆盖的棺木，他的报纸的尸衣在簌簌作响。他在割断公历一年中各个月的血管，那些月份还保存着它们那田园诗般的希腊式名称：一月、二月和三月。他是事件和死亡之可怕、无知的兽医，当时代那黑色的马血像喷泉一样迸涌而出时，他便会感到兴高采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