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为了说明我的笨拙，我将告诉彼埃尔·路易，我心里只装着一本书，一本打算要写的书，它占住了我的整个身心，使我对其他一切都不感兴趣。这本书题目叫做《安德烈·瓦尔特》，我已经开始写，把自己的全部疑问，自己内心所进行的全部辩论，自己的全部迷惘和全部困惑，尤其是自己的爱情，统统写进这本书里；我的爱情是这本书的主线，其他一切都围绕它来构思。
这本书矗立在我面前，遮挡住我的视线，以至于我无法想象什么时候可以抛开不顾。我不敢把它视为我一生的第一本书，而把它视为我一生唯一的一本书，不敢多存奢望。觉得它会消耗我的全部精力，写完之后我就会死去或者发疯，带着我的主人公与我一道，不知将陷入何等空虚、可怕的境地。很快我就会说不清我们俩是谁引导谁，因为如果什么也不属于他，正如我起初预感的那样，也可以说正如我在自己心里试验的那样，常常催促这个复制者在我前面走，我将冒险地跟随他，准备陷入他那样的疯狂。
还要一年多我才能真正致力于写这本书，但是我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以便理清内心杂乱的骚动。这些日记有许多页已经原封不动地抄到这些“本子”里。我生活在忧虑之中，而这些忧虑有一个严重的妨害，就是以内省的方式吸引我的全部注意力。除了内心的东西，我什么也不写，什么也不想写；我鄙视故事，在我看来，事件像不合时宜的捣乱者。如今也许只要是编得好的故事我就不欣赏，但重读当时写的那些东西，我就生气。那时我根本不理解艺术寓于特殊之中，反而企图避开一切偶然性，把任何确切的轮廓都视为偶然，而一心向往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