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己而活：人文主义700年的追寻》【英】莎拉·贝克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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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2500年前，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用一句妙语道出了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路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也许听起来有些傲慢，但我们不应将其曲解为全宇宙都必须迎合人类的想法，更不能将其理解为人类被加冕为其他生命形态的统治者。我们可以这么解读这句话，即作为人类，我们以一种被人类塑造过的方式体验着我们的真实存在。我们知道并且关心和人类有关的事情。由于这一切对我们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还是严肃对待吧。
诚然，所有事物在此定义之下都被染上了一定的人文主义色彩。不过，其他的定义待选项则更加泛化。一如小说家E. M. 福斯特（E. M. Forster）——一个深度关注“人类”的作家，而且他也是人文主义机构的铁杆成员——曾经这么回答人文主义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为了更好地赋予人文主义荣光，我们可以列一张清单，举出那些我们所享受的或者觉得有趣的事物，以及那些帮助过他人的人，还有那些被爱、被帮助的人。这张清单可能并不会太激动人心，它也没有教条式的深沉和惩罚式的庄严。但是，我们可以自信地把它朗读出来，因为人类的感恩之情和人类的希望会由此发声。
——「序言」
当疫情开始的时候，彼特拉克正在帕尔马工作。疫情期间，他一直停留在那里。他没有感染疫病，但他的朋友们中招了。他失去了当时的资助人，也是他的好朋友，红衣主教乔万尼·科隆纳（Giovanni Colonna）。不仅如此，他还（在很久以后）听说他的“劳拉”也死在了阿维尼翁。当消息传到他那里时，彼特拉克拿出了那卷维吉尔的手稿。他曾经在上面记录下他们的初见，现在他又在上面写下了更多的词句，记录她的逝去。她死于1348年4月6日——此时距离他们第一次相遇正好二十一年。他还会继续写情诗，但它们变得越来越悲观，越来越哀伤。他也为自己写了一首绝望的拉丁文诗歌，题为“致自己”（To himself）。在诗中，他哀叹了无处不在的死亡、损失和众多的坟墓。
他给自己的老朋友路德维希·范·肯彭（Ludwig van Kempen）写了一封信，彼特拉克总是把他称为“我的苏格拉底”。他在信中问道：“我应该说什么？我应该从哪儿开始？我应该转向何方？我们的目力所及之处皆是悲伤，每个地方都充满了恐怖。”他追问，我们的密友去哪儿了？“是什么雷电摧毁了这一切？是什么地震掩埋了他们？是什么风暴击垮了他们？是什么深渊吸走了他们？”人性自身也几乎被毁灭了——为什么？是为了教会我们谦卑吗？也许我们应该学会这样一个道理：“人类是一种非常脆弱但又非常骄傲的动物，他们太安于依赖这种脆弱的根基了。”又或者，我们应该转而希冀另一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不是永恒的。
随着这种疾病的反复暴发，越来越多的死亡也随之而来。1361年，这种疾病杀死了彼特拉克的儿子乔万尼，此时的乔万尼已经在争吵后跟自己的父亲和解了。当他死去的时候，还只有二十三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