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100年,出现了大量的文本复制、研究和知识分享活动,以至历史学家们称之为“12世纪文艺复兴”。这得益于新的造纸技术,这项技术从中国经由阿拉伯和西班牙传至欧洲。由此,人们可以在不有损旧羊皮纸的情况下进行更多的书写。纸张是用破布制作的,而根据马可·莫斯太特(Marco Mostert)最近提出的一个绝佳理论,当时人们可以在周围找到更多的破布,因为人们从乡下搬到了城镇,而穿内衣在城镇是一种风尚。内衣比结实的上衣更容易磨损,所以经常被丢弃,由此很容易找到破布。因此,文学诞生于女性衬裤。
其他一些学习中心也在欧洲成长起来:受到阿拉伯学术机构影响而诞生的大学,以及附带有图书馆和学校的大教堂,如法国的沙特尔(Chartres)和奥尔良地区的那些大教堂。它们既采用了飞扶壁这种创新结构,上面还覆盖着许多雕塑和彩色玻璃,就好像一座座橱窗展现着艺术和建筑技术,同时也展现了人们的心灵生活。特别是沙特尔大教堂,它装饰有高大的雕刻人像,安详壮丽。其他的大教堂也装点有类似的形象。几年前在我参观巴塞尔地区的大教堂时,被一个12世纪早期的漂亮石板震惊了:上面刻有六个使徒,跟平常的殉道表现手法不同,石板上的使徒手持书籍文卷,看上去文质彬彬,若有所思,似乎正沉浸在关于阅读的讨论中。
这些大教堂为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等学者提供了研习场所。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年轻的时候就在沙特尔学习,后来成了那里的主教,并把他的私人藏书捐赠给了沙特尔大教堂。他至少去意大利旅行过六次,并在那里收集书稿。跟后来的彼特拉克一样,他也是一个伟大的通信者,他在跟同事和朋友的书信里讨论西塞罗、维吉尔、贺拉斯(Horace)和奥维德。他的著作里也满是对古典文献的参考,而且处理的主题是高度人文主义化的:《论政府原理》(Policraticus)是关于侍臣和公务人员行为的,《元逻辑》(Metalogicon)讨论的则是教育以及其他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