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维奥·比昂多在其《意大利名胜》里运用了这个比喻,来描述他对历史学家工作的看法。他写道,如果我不能像拯救整艘船一样重建整个历史事件,也请不要抱怨我。相反,请感谢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完成的部分重建——“我从如此巨大的船骸中将一些木板拖曳上岸,这些木板有的漂浮在水面上,有的几乎已经不能被发现。”
人文主义者中的书籍猎人和废墟猎人都喜欢这样的比喻。当他们不谈论残骸、光明或者黑暗时,他们把自己的工作描写为从地牢中解救囚犯。波吉奥曾写道,他在圣加尔修道院发现的昆体良手抄本就像一个囚犯,满脸肮脏的胡须,头发黏结,坐在一座高塔脚下的污秽黑暗牢房之中。“他看上去像是伸出了双手,祈求罗马人民的忠诚,要求把他从不正义的判决中拯救出来。”(事实上,波吉奥不得不把那份手抄本留在那里,这有些破坏氛围。但是,他确实抄录了一份复本,因此在最重要的意义上解救了昆体良。)波吉奥在罗马的朋友钦奇奥(Cinzio),又叫钦奇乌斯(Cincius),他利用想象力,让那些他们发现的书说出雄辩的话语:“你们这些热爱拉丁语的人啊,请不要让我被这种可怕的忽视完全摧毁。请把我救出这监狱,它太昏暗了,让人连书里的光芒都看不见了。”
光明和黑暗的游戏就这样继续着。书商兼传记作家韦斯帕夏诺把无知者生存于其中的“大黑暗”(great darkness)跟由作家们带来的教化和光明进行了比较。他回应了当年彼特拉克曾经对薄伽丘说过的话,他补充道:“无知在某些时候确实可以被看成神圣的,但作为一种德行,它被高估了。”他指出,有时无知甚至会成为尘世罪恶的根源。
作家和收藏家们对古人进行了人道主义抢救,把他们从深渊中拯救出来,从地牢中解放出来。同时,古人也对这种努力投桃报李,为现代世界提供了一种重生的道德之光。在发现了昆体良手抄本以及其他著作之后,威尼斯学者弗朗切斯科·巴巴罗(Francesco Barbaro)写信给波吉奥,提到他听到“有如此多的精力被贡献给属于全人类的善,有如此多的好处将会永存”时非常兴奋——因为“为了适应美好幸福生活和得体言论而进行的文化和心灵训练”不仅可以给个人带来巨大的优势,对城市、国家和全世界来说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