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己而活：人文主义700年的追寻》【英】莎拉·贝克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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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2500年前，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用一句妙语道出了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路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也许听起来有些傲慢，但我们不应将其曲解为全宇宙都必须迎合人类的想法，更不能将其理解为人类被加冕为其他生命形态的统治者。我们可以这么解读这句话，即作为人类，我们以一种被人类塑造过的方式体验着我们的真实存在。我们知道并且关心和人类有关的事情。由于这一切对我们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还是严肃对待吧。
诚然，所有事物在此定义之下都被染上了一定的人文主义色彩。不过，其他的定义待选项则更加泛化。一如小说家E. M. 福斯特（E. M. Forster）——一个深度关注“人类”的作家，而且他也是人文主义机构的铁杆成员——曾经这么回答人文主义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为了更好地赋予人文主义荣光，我们可以列一张清单，举出那些我们所享受的或者觉得有趣的事物，以及那些帮助过他人的人，还有那些被爱、被帮助的人。这张清单可能并不会太激动人心，它也没有教条式的深沉和惩罚式的庄严。但是，我们可以自信地把它朗读出来，因为人类的感恩之情和人类的希望会由此发声。
——「序言」
大约在公元315年，君士坦丁大帝患上了麻风病。他准备按照传统的方法，用儿童的鲜血进行沐浴，来治疗自己。正当此时，一个梦提示他去教宗西尔维斯特一世（Pope Sylvester Ⅰ）那里寻求帮助。他遵循了梦境的指示，教宗祝福了他，于是他的麻风病痊愈了。为了表示感谢，君士坦丁大帝把欧洲西部所有领土的统治权授予了教宗及其继任者，其中也包括意大利半岛。皇帝把这项礼物记载在一份名为《君士坦丁御赐文》（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的文件之中。后来，签署这份文件的场景被拉斐尔的学生们在公元1520年的梵蒂冈绘制成了一幅壁画，由此永垂不朽：你可以站在这幅壁画面前，亲眼见证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其实一切并没有发生过——这一事实早在绘制壁画时就已经广为人知了。那个关于麻风病的故事只不过就是个故事，而那份文件也是伪造的。显然，它是公元8世纪才被制造出来的。后来，这份文件被用于强化教宗的土地所有权。同时，日耳曼皇帝也用它来辩护自己的愿望，因为他们自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份御赐文件曾一度引发人们的怀疑，不过，最彻底的拆穿则是由一位15世纪的文学人文主义者完成的。他把那个世纪所有的理智热情都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之中。
图注 洛伦佐·瓦拉
他的名字是洛伦佐·瓦拉，他在1440年的论著《论〈君士坦丁御赐文〉》是人文主义者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把精确的学术攻击和从古人那里学来的高超修辞技巧结合在一起，并辅之以肆无忌惮。所有这些对瓦拉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正试图攻击教会在当时最核心的主张之一：教会有足够的理由宣称对全西欧拥有全部权力。由此出发，瓦拉只需要一小步便可以开始质疑教会在其他方面的权威性，包括它在人们心灵世界中的权威性。
瓦拉看上去是个无畏的人，他永远不可能听从劝说从而保持沉默。他曾游历意大利全境，为很多资助人和支持者工作过——此时他正在那不勒斯生活——但是，他也同样四面树敌。诗人马费奥·维吉奥（Maffeo Vegio）曾经警告他，在写东西之前要先四处询问，以免伤害他人的感情，并且要尽量约束其“理智上的暴力”。但他做不到，也不想这么做。瓦拉的能量是从身体里爆发出来的。另一个名叫巴托洛梅奥·法西奥（Bartolomeo Facio）的学者曾经对他进行过总结，说他昂着头，总是不停地说话，且他说话时手舞足蹈，走路的样子十分兴奋。（用法西奥简洁优美的拉丁文来说，可以总结为八个词：“Arrecta cervix, lingua loquax, gesticulatrix manus, gressus concitatior .”）瓦拉承认自己的性格有些自命不凡，他在一封信里承认，他之所以接手这项关于《君士坦丁御赐文》的工作，部分原因纯粹是由于展示自己的才能可以给他带来快乐：“这么做就是为了表明，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件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情。”
他的攻击言论就开始于这种口吻。他直接告诉教皇：“我将证明这份文件是非法的，因此基于这一文件的主张也是错误的。”他得意扬扬地侮辱着被这个骗局所愚弄的所有人：“你这个傻瓜，你这个蠢货！”（caudex, o stipes！）事实上，开启该争论的方式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修辞策略，它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借此，他得以进行更多更有针对性的论证。首先，他使用了历史学家的方法，研究了其可能性和证据。他问道：像君士坦丁大帝这种统治者是否有可能愿意放弃这么多的帝国领土？以及是否有人看到过其他佐证文件，证明教宗西尔维斯特一世曾经接受这一礼物？答案都是没有。
除了这些来自修辞学和历史推理的冲击，在其策略中紧随其后的第三个和最后一个武器也是最具杀伤性的：语文学，或者说语言分析。瓦拉证明，这份文件里所使用的拉丁文不符合公元4世纪的正确用法。他列举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愚蠢错误，比如，这一文本在一个段落里提到这样一个句子：“与我们所有的总督一起（cum omnibus satrapis nostris ）”。但一直到公元8世纪，人们才开始用总督（satraps）来指称罗马官员。在另一个段落里，文本用banna 一词来指称“旗帜”，但是，中世纪以前的作者会选择用vexillum 这个词。clericare 这个词的意思是“任命”，但并未见用于公元4世纪。他还指出了其他一些荒谬之处，比如udones 一词的含义。对罗马人来说，它指的是“毛毡袜子”，但在这一文本里却把这种袜子描述成是用白色亚麻布制作的。瓦拉说，毛毡跟亚麻布一点儿都不像，而且它也不是白色的。他证明了自己的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