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个世纪后,E. M. 福斯特也对自己在公立学校接受教育时遭受的苦难做出评价:“他们对我做的最糟糕的事情是让我相信学校是一个微型世界。这妨碍了我发现世界原本可以如此可爱、欢乐和友善,可以如此简单易懂。”伊拉斯谟可能会对此表示赞同。
伊拉斯谟对其学校经历评价不高的另一个原因是:修士的态度总是远离世俗,跟现实生活毫无联系。人文主义者普遍抱怨此类机构过时、迂腐,并与现实脱节。对伊拉斯谟,以及对阿格里科拉和后来的福斯特等人来说,年轻的心灵应该从这些无知大师们教授的没有意义且无用的知识系统中解放出来。因为这些大师就像过时的邮票一样,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生活。
其实,伊拉斯谟接受这个观点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最初,他确实走上了人们对他期许的道路,接受了一所修道院的任命。他甚至写过一篇论文来称赞修道院的存在:《论对世界的蔑视》(On Contempt for the World )。不过,他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又写了另一篇论文,并大胆地题为《反对野蛮人》(Anti -Barbarians )。这篇文章攻击了缺乏教育的修士,以及他们忽视道德哲学、历史和拉丁文等人文主义课程的倾向。伊拉斯谟显然在着手尝试不同的观点,展示其在文学领域的多才多艺,而也正是这种写作技巧为他赢得了逃跑的机会。当时,康布雷主教选他担任秘书,陪同自己旅行。但出发以后,伊拉斯谟就再也没有回到这座修道院。该主教还安排他前往巴黎,到索邦大学进行学习。
但这也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安排。原因是相似的,索邦大学在当时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重镇。其他欧洲大学逐渐对人文主义者的学习理念表示欢迎,但巴黎则不:在那里,教师仍然是一群在社交上无能的古怪之人,天天沉迷于悖论和三段论。伊拉斯谟在巴黎的住所卫生状况堪忧,经济上也十分困窘。由于缺乏文明的居住条件,伊拉斯谟已经抛弃《论对世界的蔑视》里的观点,而秉持另一种态度。他认为,教育应该培养人们在世俗生活中的“在家感”,教会人们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并提升交友能力,以明智的方式行事。同时,还要待人以礼,分享知识的光辉。也就是说,教育为“成人”的发展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