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己而活：人文主义700年的追寻》【英】莎拉·贝克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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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2500年前，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用一句妙语道出了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路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也许听起来有些傲慢，但我们不应将其曲解为全宇宙都必须迎合人类的想法，更不能将其理解为人类被加冕为其他生命形态的统治者。我们可以这么解读这句话，即作为人类，我们以一种被人类塑造过的方式体验着我们的真实存在。我们知道并且关心和人类有关的事情。由于这一切对我们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还是严肃对待吧。
诚然，所有事物在此定义之下都被染上了一定的人文主义色彩。不过，其他的定义待选项则更加泛化。一如小说家E. M. 福斯特（E. M. Forster）——一个深度关注“人类”的作家，而且他也是人文主义机构的铁杆成员——曾经这么回答人文主义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为了更好地赋予人文主义荣光，我们可以列一张清单，举出那些我们所享受的或者觉得有趣的事物，以及那些帮助过他人的人，还有那些被爱、被帮助的人。这张清单可能并不会太激动人心，它也没有教条式的深沉和惩罚式的庄严。但是，我们可以自信地把它朗读出来，因为人类的感恩之情和人类的希望会由此发声。
——「序言」
我们并没有过上这种生活，战争的狂暴及其丑恶后果在人间回荡：强奸，劫掠教堂，“践踏庄稼，焚烧农场，火烧村庄，抢夺牲畜”。这不是许多人之间的友谊，而是许多人之间的谋杀。
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做？伊拉斯谟的答案跟锡耶纳壁画上的答案如出一辙：这些都是坏政府导致的。战争肇始于统治者的愚蠢和不负责任，是他们煽动起人们最恶劣的情感。律师和神学家本应为寻求和平而殚精竭虑，但他们反而让事情变得更糟，状况升级至一发不可收拾。战争是一个愚蠢的错误，它的存在就是在表明人类的失败。在普罗塔哥拉的故事里，宙斯赋予了人类建立快乐社会的技能，但对这些技能的提高和完善则取决于人类，否则它们便毫无用武之地。伊拉斯谟同意这种观点。我们的本性中早已具备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但我们仍然必须学习管理我们的人际关系、社会和政治。人们从彼此身上获得这种学习，并应使其永远传承下去。所以，教育在人文主义者的观念中处于核心地位，对公民和文明所需技艺来说更是如此。
后来的评论者悲伤地指出，伊拉斯谟似乎低估了暴力、非理性和狂热对人类的强大吸引力——这可能是由于其热情真诚的人格所致。他对战争的刺激感和激进思想带来的沉醉感是免疫的，他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别人会认为它们无比强大。当解读战争起因的心理（包括政治和经济）机制时，伊拉斯谟不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其他时代的一些人文主义者也有类似的盲点，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感到无助，想知道为什么周围的人看上去像发了疯一样。不过，他们并非总是错的：伊拉斯谟式的精神时有回归——哪怕时间比较短。当它归来之时，通常都是为了抗衡其对立面所造成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