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 理查德·怀斯曼​

▷序:shimo.im/docs/zdkydrQxa6S7pXq6

简单地说,怪诞心理学是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日常生活中稀奇古怪的各个方面。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虽然已经有少数先行者在心理学研究中采用了这种方法,但这种方法却一直未被认定为一门严肃的社会科学。这些研究人员追随着高尔顿的脚步,在主流科学家怯于涉足的领域内勇敢前行。他们业已完成了以下创举:
√研究过在足球场中至少需要多少人才能形成人浪;
√请人试着记住一万张照片,以此来记录视觉记忆的上限;
√确定了水果的个性特质(柠檬不讨人喜欢,洋葱很愚钝,蘑菇一心想着攀附权贵);
√偷偷计算正戴棒球帽与反戴棒球帽的人数;
√站在超市外面,手捧募捐箱,暗中衡量请求捐款的不同措辞对实际捐款金额的影响(一句简单的“一分钱也能帮上忙”几乎总会让捐款加倍);
√发现越临近圣诞节,孩子们画的圣诞老人会越大,到了1月,这位老公公的个头在孩子们的画笔下就明显缩小了。

——「序」

关注

1993年初,研究人员想要了解门牌号为13的房子是不是真会给住在其中的人带来厄运。他们在30多家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了广告,希望住在“13号”房子里的人跟他们取得联系,并判断自己搬进房子后是不是的确距离好运越来越远了。结果有500户人家做出了回应,大约有10%的住户表示在搬进13号后的确遭遇了更多的霉运。研究人员还想知道这种迷信思想会不会影响房价,于是他们就这个问题做了一次全国性调查,调查的对象是那些房地产经纪人。调查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40%的经纪人说购房人通常不愿意购买门牌号为13的房子,从而导致卖家不得不降价出售。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迷信思想的影响则可能是生死攸关的。在第一章里,我们已经介绍过社会学家大卫·菲利普斯,他特别着迷于研究人们的出生日期会不会影响他们的死亡时间。菲利普斯曾在《英国医学期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阐述了迷信和确切死亡时间之间的联系。在中文普通话、广东话和日语中,“死”和“四”的发音基本相同,正因如此,数字4在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中都被赋予了“不吉利”的意义。中国的很多医院里没有4楼,有些日本人在每月的4日出行时都会变得提心吊胆。这种迷信思想还蔓延到了加利福尼亚,在那里,商店或公司开业时可以自选电话号码的后四位。菲利普斯注意到,在中式餐馆和日式餐馆中,所选电话号码中4的数量要比其他店铺少了1/3,但这种情况在美式餐馆中并不存在。所有这一切让菲利普斯产生了一个想法,他想知道每月4日所带来的迷信压力会不会对一个人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比如说,会不会造成更多的人突发心脏病?
为了评估这类迷信思想可能对健康造成的影响,菲利普斯和他的研究团队分析了1973—1998年期间在美国死亡的470万人的记录。他们将华裔美国人和日裔美国人的死亡日期与白种美国人的死亡日期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在华裔和日裔人口中,每月4日因心脏病发作死亡的人数要比当月的其他任何一天高出7%,如果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慢性心脏病上,这个比例将会上升到13%。相对而言,美国白种人的死亡率在每月的4日并没有出现峰值。这项研究工作颇具争议性,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对此也提出了质疑。尽管如此,菲利普斯和他的研究团队依然相信的确发生了诡异的事情,并将这种现象命名为“查尔斯·巴斯克维尔效应”。查尔斯·巴斯克维尔是阿瑟·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巴斯克维尔猎犬》中的人物,因极端的心理压力突发心脏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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