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一个有钱人关于改善工作条件的问题,而他能诚实回答的话,他可能会这么回答:
“我们知道贫穷是件很悲惨的事情。事实上,由于贫穷离我们很遥远,我们都很喜欢幻想穷日子的种种苦楚,并为此感到痛苦。但不要指望我们会采取任何行动。我们为你们这些下层阶级的人感到难过,就像我们会为一只癞皮猫感到难过一样,但我们会不遗余力地反对改善你们的条件。你们一直处于这种窘境,我们便会更有安全感。我们对现在的情况感到很满意,我们不会冒险让你们获得自由,即使一天少干一小时也不行。所以呢,亲爱的兄弟们,你们必须挥汗劳动,这样我们才能去意大利度假,你们必须挥汗劳动,然后见鬼去吧。”
这就是那些睿智而有教养的人的态度。这一态度在数以百计的文章里得到了体现。受过教育的人基本上一年都挣四百英镑以上,自然而然地,他们都与富人站在同一阵营,因为他们觉得赋予穷人自由意味着他们自己的自由受到威胁。马克思主义式的乌托邦社会让这些受过教育的人觉得很不自在,他们更倾向于维持现状。或许他们不是很喜欢富人,但他们觉得,比起最粗鄙低俗的富人,穷人对他们的威胁要更大一些,他们最好还是和富人站在同一阵线。对暴民的恐惧使得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变得保守怕事。
对于暴民的恐惧是一种非理性的恐惧。这一恐惧植根于富人与穷人之间存在着神秘而根本性的区别这一想法,似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种,就像黑人与白人截然不同一样。但事实上,富人与穷人根本没有什么区别。大部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收入,别无其他。百万富翁和洗碗工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前者穿着一套崭新的西装。两人易地而处,交换身上的衣裳,又看得出谁代表着正义,谁是窃贼呢?任何人只要与穷人平等相待过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问题是,那些睿智的、有教养的人,那些本应该心胸宽广博大的人,从来不与穷人打交道。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对贫穷有多少了解呢?在我那本维庸的诗集里,编辑甚至认为有必要为“他们在乞讨,眼里只看到橱窗里的面包”这句话加上脚注——受过教育的人甚至不知道饿肚子是什么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