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本名为《恶魔幻影志》的艺术史随笔集，是笔者写于十七年前的作品。1961年3月至10月，分八期连载于艺术杂志《水彩画》。此番作为单行本出版之际，笔者新添了四十页左右的内容，但大体上保持了十七年前的原貌。
桃源社早有将本书结集出版的打算，但由于笔者要么忙得无暇他顾，要么一闲下来便又疏懒怠惰，本书的面世便不得不推迟至今。说实话，笔者很想将这部少作全面推倒重来。十七年前，笔者年不过三十，不顾知识储备与参考文献的匮乏，单凭一腔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干劲，就执意挑战在当时的日本尚无人涉足的领域。如今想来，不曾亲眼见过一座罗曼式教堂却洋洋洒洒写下数万言，不免让人羞惭。
在今日之笔者看来，这部少作多有思虑不周之处，令人不满之处更是俯拾皆是。然而，推倒重来也不太现实。笔者最终决定不做改动，让《恶魔幻影志》保持发表在杂志上的原貌结集出版，因为我今后或许也不会再有做大幅修改的余裕了。思虑不周或者令人不满之处虽然显眼，但当作研究资料来阅读不也有一番意趣吗？
十七年来，笔者一直在收集中世纪恶魔题材绘画作品的相关书籍，如今它们已在我的书房中堆叠成山。在写《恶魔幻影志》之时，笔者未能活用这些沉睡在书房深处的资料便草草让其面世，对此我也深感遗憾。但这实属无可奈何之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尤其是对笔者这种不善布局谋篇的人而言，大幅修改书稿实在难办。
这听上去极像在辩解，但《恶魔幻影志》确实是笔者最心爱的作品之一，正因如此，它才迟至今日面世。笔者现在深切地体味到了眼看着掌上明珠嫁为人妇的父亲的心境。出嫁的筹备工作远远谈不上周全，但为了已耐心等待十七年的桃源社的矢贵升司君，笔者也只好微笑着送女儿出嫁。
单行本新添的部分包括第一章《恶魔形象的起源》以及第二章《恶魔的肖像学》的前半篇。这些篇章也是在数年前写下的。
1978年8月
法国考古学家萨洛蒙·雷纳克（Salomon Reinach）在 20世纪初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艺术起源于巫术。尽管这一学说饱受争议，但是对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窟艺术的研究做出卓越贡献的亨利·布勒伊（Henri Breuil）神父显然也继承了雷纳克的观点。据布勒伊神父所言，驯鹿时代的艺术家们“信仰狩猎的巫术，即繁殖与猎杀的巫术，这是让他们的艺术走向成熟的社会因素。他们身兼艺术家与巫师的身份，一边出于对艺术的热爱而作画，一边期待着猎物增加、凶兽死亡以及捕猎活动的顺利进行”（《洞窟艺术的四万年》，1952年）。
向画在洞窟石壁上的野兽射箭的行为是一种猎杀动物的巫术，换言之，洞窟绘画的目的是创造出真实动物的替身并施展巫术。在马、野牛及其他野兽身上镌刻或者描画的箭矢很明显是咒术的象征。
与此类似，蒙特斯潘洞窟（位于法国上加龙省）出土的动物泥塑、伊斯图里兹洞窟（位于下比利牛斯省）中由驯鹿角制成的野猫像均为巫术用具。在加尔加斯洞窟中发现了大量的阴文手印岩画，其中大多数手印的手指是残缺不全的，这或许是为了消弭灾厄、免遭来自死者的复仇，或者驱逐恶灵而付出的牺牲。朗格兰河畔昂格勒（位于普瓦图省）的岩壁浮雕、屈尔河畔阿尔西（位于约讷省）的壁画都向世人昭示着此地曾经举行过某种仪式。更有甚者，原始人用手指在拉波美拉特罗纳洞窟（位于加尔省）的土壁上画下一条长达三米的巨蛇，这与其说是现实世界的蛇，毋宁说是人类幻想中尚显质朴的恶灵。
人类的想象力将在后世创造出最早的撒旦形象——出现于神话之中的龙，而这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奥瑞纳文化形成之初就已经初露端倪。
另一幅旧石器时代的著名绘画——三兄弟洞窟（位于阿列日省）的壁画可谓基督教意义上对恶魔的最早表现。英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默里（Margaret Murray）女士在其名作《巫师们的神》（1931年）第一章《长角的神祇》的开篇引述了这幅画：一个身披鹿皮、头戴巨大鹿角的巫师在跳舞。默里女士主张，被基督教视为恶魔祭祀、伴随扮成动物行为的异教仪式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自不待言，参与洞窟仪式的原始人并不会把扮成鹿的巫师当作恶魔。古老的土著宗教所信奉的“长角的神祇”遭到新兴的基督教的敌视，被恶的原理所同化，长角的恶魔形象才逐渐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