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本名为《恶魔幻影志》的艺术史随笔集，是笔者写于十七年前的作品。1961年3月至10月，分八期连载于艺术杂志《水彩画》。此番作为单行本出版之际，笔者新添了四十页左右的内容，但大体上保持了十七年前的原貌。
桃源社早有将本书结集出版的打算，但由于笔者要么忙得无暇他顾，要么一闲下来便又疏懒怠惰，本书的面世便不得不推迟至今。说实话，笔者很想将这部少作全面推倒重来。十七年前，笔者年不过三十，不顾知识储备与参考文献的匮乏，单凭一腔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干劲，就执意挑战在当时的日本尚无人涉足的领域。如今想来，不曾亲眼见过一座罗曼式教堂却洋洋洒洒写下数万言，不免让人羞惭。
在今日之笔者看来，这部少作多有思虑不周之处，令人不满之处更是俯拾皆是。然而，推倒重来也不太现实。笔者最终决定不做改动，让《恶魔幻影志》保持发表在杂志上的原貌结集出版，因为我今后或许也不会再有做大幅修改的余裕了。思虑不周或者令人不满之处虽然显眼，但当作研究资料来阅读不也有一番意趣吗？
十七年来，笔者一直在收集中世纪恶魔题材绘画作品的相关书籍，如今它们已在我的书房中堆叠成山。在写《恶魔幻影志》之时，笔者未能活用这些沉睡在书房深处的资料便草草让其面世，对此我也深感遗憾。但这实属无可奈何之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尤其是对笔者这种不善布局谋篇的人而言，大幅修改书稿实在难办。
这听上去极像在辩解，但《恶魔幻影志》确实是笔者最心爱的作品之一，正因如此，它才迟至今日面世。笔者现在深切地体味到了眼看着掌上明珠嫁为人妇的父亲的心境。出嫁的筹备工作远远谈不上周全，但为了已耐心等待十七年的桃源社的矢贵升司君，笔者也只好微笑着送女儿出嫁。
单行本新添的部分包括第一章《恶魔形象的起源》以及第二章《恶魔的肖像学》的前半篇。这些篇章也是在数年前写下的。
1978年8月
随着基督教在西欧的地位越来越稳固，基督教特有的“地狱”与“叛逆天使的堕落”的观念也逐渐被确立。如前所述，“叛逆天使的堕落”的观念并非基督教所创立。然而，埃及与希腊-罗马世界表现这场诸神与巨人之间的宏大战争的艺术作品（譬如帕加马祭坛的浮雕）少之又少，相较之下，基督教艺术中的同类作品的数量却惊人。那么，我们便来说说这基督教化的“巨人战争”（Gigantomachy）吧。
拉韦纳主教府博物馆的6世纪马赛克壁画描绘了践踏着蛇与狮子的胜利者基督。在此处，蛇与狮子显然象征着恶魔的两种特征——狡猾与凶暴。我没有余裕在此详述蛇的象征意义，各位读者只要晓得蛇在基督教语境中意味着诱惑与原罪的污染便已足够了。关键在于，善的原理对恶的原理至此已经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从15世纪末的卡尔帕乔（Carpaccio）、拉斐尔（Raphael）、圭多·雷尼（Guido Reni）至19世纪的安格尔（Ingres），我们将在所有西欧画家笔下一再发现这一主题。“圣人与圣女征服象征恶之原理的巨龙”的主题是其变体，就连消灭斯芬克斯的俄狄浦斯、杀死戈耳工的珀尔修斯的主题亦在其流变的系谱中。在这些故事里，主人公无论是基督教的大天使，还是希腊的英雄，读起来似乎都没有什么差别。
老彼得·勃鲁盖尔，《叛逆天使的堕落》，16世纪，比利时皇家美术博物馆（如图）
佛罗伦萨新圣母大殿的壁画（14世纪）与让·富凯（Jean Fouquet）的细密画则表现出宗教融合主义的另一面。身披甲胄的大天使米迦勒击败了路西法，天使的形象与《启示录》的文本紧密贴合，可谓对圣约翰的幻想的忠实翻译。与圣米迦勒战斗的是“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颗头上分别戴着七个冠冕”。龙的尾巴“拖曳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贝亚图斯（Saint Beatus of Liébana）所著的《启示录评论》的诸多插图抄本堪称罗曼式抄本艺术的精粹，颇负盛名的圣瑟韦抄本（巴黎国立图书馆，11世纪）、巴利亚多利德大学抄本（10世纪）与摩根图书馆抄本（10世纪）都是对圣约翰的文本的生动写照。
然而，不久以后，《启示录》中天使与恶魔斗争的意象本身将自发地开始演化，变得越发复杂且奇诡。而这场演化的高潮是佛兰德画家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的《叛逆天使的堕落》（1562年，比利时皇家美术博物馆），它拉下了中世纪恶魔形象的最后帷幕，也为文艺复兴搭建了最初的桥梁。在这幅画中，曾经化身为龙的爬虫类恶魔早已消失无踪，它们蜕变为由毛毛虫、蝴蝶、青蛙、鱼和飞蝗等混杂而成的极具妄想性的杂交怪物，被交飞的众天使用利剑虐杀。拜占庭式的古典恶魔概念最终被新的杂交怪物取而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