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散发着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对恐怖的信仰构成了中世纪艺术中恶魔表达的基础。诚然,美亦有令人噤口不言的强大束缚力,但是美的魅力终究受时代与风土所限,必须存在于某种规范之中。相比之下,恐怖的魅力则存在于斥退一切规范的无秩序(anarchy)与过剩之中。历史上出现过多少人类社会和文明,人类就相应地创造过多少互相矛盾的“美”的规范;但对于恐怖,人类从来没有设定过能够依循的基准。换言之,恶魔艺术本来就具有超越时代与风土的跨境性特征。巴尔特鲁塞蒂斯在他那细致周密的恶魔图像学研究中格外强调了东西方交流——尽管令人觉得有几分专断,其理由也正在于此。
20世纪的超现实主义跨越数百年的间隔,在中世纪的神秘阴影中寻找与自己相似的形迹,或许亦是出于恐怖艺术超越时空的共通性。
“我们显然因为恐怖和丑恶而感到欣喜。美是单纯的,丑恶是异常的。较之单纯的事物,激荡的想象力偏爱异常的事物。”萨德在《索多玛一百二十天》中断言道。尤为有趣的是,在造型艺术的历史上,恐怖和异常的魅力与原始人在巫术方面的欲望息息相关,其出现要远远早于美的规范。
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说,恶魔性事物是“表现为纯粹攻击性的非存在”[恩里科·卡斯泰利(Enrico Castelli)]。如果现实主义与规范性的美代表存在,那么对于存在之正统性的无限否定则不啻为来自虚无领域的诱惑。因此,恶魔艺术不再追求客观世界中逻辑严密的形象与色彩,转而追求主观性的无限制表述。所谓恶魔性事物,即不可能存在于我们内部之物的别名,它尽可能地远离客观性,而且榨取客观性以达到过剩状态。
博斯的辩护者、西班牙的神学家锡古恩萨神父(José de Sigüenza)说:“博斯与其他画家的区别在于,其他人以人类的外部视角来描绘人类,唯独博斯大胆地以人类的内心视角作画。”值得注意的是,这番话一语道破了恶魔艺术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