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鲁迅解读《水浒传》】

这部书有一层大长处,就是把金圣叹的评和序都删去了。
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又如他的序里的一段:“夫古人之才,世不相沿,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这种文学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又如他对他的儿子说:“汝今年始十岁,便以此书(《水浒》)相授者,非过有所宠爱,或者教汝之道当如是也。……人生十岁,耳目渐吐,如日在东,光明发挥。如此书,吾即欲禁汝不见,亦岂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旧所批释脱然授之汝手。”这种见解,在今日还要吓倒许多老先生与少先生,何况三百年前呢?
但是金圣叹究竟是明末的人。那时代是“选家”最风行的时代;我们读吕用晦的文集,还可想见当时的时文大选家在文人界占的地位(参看《儒林外史》)。金圣叹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的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例如圣叹最得意的批评是指出景阳冈一段连写十八次“哨棒”,紫石街一段连写十四次“帘子”和三十八次“笑”。圣叹说这是“草蛇灰线法”!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并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

—— 胡适「《水浒传》考证」

《水浒传》考证(胡适)

简单一句话,我想替《水浒传》做一点历史的考据。
《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我先说这句武断的话丢在这里,以下的两万字便是这一句话的说明和引证。
我且先说元朝以前的《水浒》故事。
《宋史》二十二,徽宗宣和三年(西历1121)的本纪说:
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又《宋史》三百五十一:
宋江寇京东,侯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
又《宋史》三百五十三:
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海州],张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这三条史料可以证明,宋江等三十六人都是历史的人物,是北宋末年的大盗。“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看这些话可见宋江等在当时的威名。这种威名传播远近,流传在民间,越传越神奇,遂成一种“梁山泊神话”。我们看宋末遗民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人赞的自序说:
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载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陈制贼之计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
我们看这段话,可见(1)南宋民间有一种“宋江故事”流行于“街谈巷语”之中;(2)宋元之际已有高如、李嵩一班文人“传写”这种故事,使“士大夫亦不见黜”;(3)那种故事一定是一种“英雄传奇”,故龚圣与“少年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
这种故事的发生与流传久远,决非无因。大概有几种原因:(1)宋江等确有可以流传民间的事迹与威名;(2)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异族手里,故当时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3)南宋政治腐败,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异族统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民间都养成一种痛恨恶政治恶官吏的心理,由这种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泽英雄的心理。

关注

我们虽然假定七十回本为施耐庵本,但究竟不知施耐庵是谁。据我的浅薄学问,元、明两朝没有可以考证施耐庵的材料。我可以断定的是:(一)施耐庵决不是宋、元两朝人。(二)他决不是明朝初年的人。因为这三个时代不会产出这七十回本的《水浒传》。(三)从文学进化的观点看起来,这部《水浒传》,这个施耐庵,应该产生在周宪王的杂剧与《金瓶梅》之间。——但是何以明朝的人都把施耐庵看做宋、元的人呢?(田汝成、李贽、金圣叹、周亮工等人都如此。)这个问题极有研究的价值。清初出了一部《后水浒传》,是接着百回本做下去的。(此书叙宋江服毒之后,剩下的三十几个水浒英雄,出来帮助宋军抵御金兵,但无成功;混江龙李俊同一班弟兄,渡海至暹罗国,创下李氏王朝。)这书是一个明末遗民雁宕山樵陈忱做的(据沈登瀛《南浔备志》;参看《荡寇记》前镜水湖边老渔的跋语),但他托名“古宋遗民”。我因此推想那七十回本《水浒传》的著者删去了原百回本招安以后的事,把“《忠义水浒传》”变成了“纯粹草泽英雄的《水浒传》”,一定有点深意,一定很触犯当时的忌讳,故不得不托名于别人。“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个假托的名字。明朝文人受祸的最多。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王行、孙黄、王蒙,都不得好死。弘治、正德之间,李梦阳四次下狱;康海、王敬夫、唐寅都废黜终身。我们看了这些事,便可明白《水浒传》著者所以必须用假名的缘故了。明朝一代的文学要算《水浒传》的理想最激烈,故这书的著者自己隐讳也最深。书中说的故事又是宋代的故事,又和许多宋、元的小说戏曲有关系,故当时的人或疑施耐庵为宋人,或疑为元人,却不知道宋元时代决不能产生这样一部奇书。
我们即不能考出《水浒传》的著者究竟是谁,正不妨仍旧认“施耐庵”为七十回本《水浒传》的著者,——但我们须要记得,“施耐庵”是明朝中叶一个文学大家的假名!
总结上文的研究,我们可把南宋到明朝中叶的《水浒》材料作一个渊源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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