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鲁迅解读《水浒传》】
这部书有一层大长处,就是把金圣叹的评和序都删去了。
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又如他的序里的一段:“夫古人之才,世不相沿,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这种文学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又如他对他的儿子说:“汝今年始十岁,便以此书(《水浒》)相授者,非过有所宠爱,或者教汝之道当如是也。……人生十岁,耳目渐吐,如日在东,光明发挥。如此书,吾即欲禁汝不见,亦岂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旧所批释脱然授之汝手。”这种见解,在今日还要吓倒许多老先生与少先生,何况三百年前呢?
但是金圣叹究竟是明末的人。那时代是“选家”最风行的时代;我们读吕用晦的文集,还可想见当时的时文大选家在文人界占的地位(参看《儒林外史》)。金圣叹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的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例如圣叹最得意的批评是指出景阳冈一段连写十八次“哨棒”,紫石街一段连写十四次“帘子”和三十八次“笑”。圣叹说这是“草蛇灰线法”!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并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
—— 胡适「《水浒传》考证」
〔第十九回〕此书笔力大过人处,每每在两篇相接连时,偏要写一样事,而又断断不使其间一笔相犯。如上文方写过何涛一番,入此回又接写黄安一番是也。看他前一番翻江搅海,后一番搅海翻江,真是一样才情,一样笔势。然而读者细细寻之,乃至曾无一句一字偶尔相似者。此无他,盖因其经营图度,先有成竹藏之胸中,夫而后随笔迅扫,极妍尽致,只觉干同是干,节同是节,叶同是叶,枝同是枝,而其间偃仰斜正,各自入妙,风痕露迹,变化无穷也。此书写何涛一番时,分作两番写,写黄安一番时,也分作两番写,固矣。然何涛却分为前后两番,黄安却分为左右两番。又何涛前后两番,一番水战,一番火攻;黄安左右两番,一番虚描,一番实画:此皆作者胸中预定之成竹也。夫其胸中预定成竹,既已有如是之各各差别,则虽湖荡即此湖荡,芦苇即此芦苇,好汉即此好汉,官兵一样官兵,然而间架既已各别,意思不觉都换。此虽悬千金以求一笔之犯,且不可得,而况其有偶同者耶?
宋江、婆惜一段,此作者之纡笔也。为欲宋江有事,则不得不生出宋江杀人;为欲宋江杀人,则不得不生出宋江置买婆惜;为欲宋江置买婆惜,则不得不生出王婆化棺。故凡自王婆求施棺木以后,遥遥数纸,而直至于王公许施棺木之日,不过皆为下文宋江失事出逃之楔子。读者但观其始于施棺,终于施棺,始于王婆,终于王公,夫亦可以悟其洒墨成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