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尚贤论的意图局限于标题字面的任用贤人，尤其是从墨家作为食客的自身利害入手，来考察其提出尚贤论的动机，就存在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如果把尚贤论的最终目标作前述理解，相关问题也能随之而解决。正因为尚贤论的最终目标是确保各国的安定，它所考虑的范围就必然是一国的内部，尚贤论探讨的贤人也就必须限定于一国之内的人。如果尚贤论的意图是追求各国统治的彻底变革，那么这种目标只能通过各国内部的自我完善来达成；只是依靠从国外引进特定的人才这种表面手段，始终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也正因此，这种改革政策当然不能只针对上层的贤人，也必须从国家的最基层开始积累。尚贤论在任用贤人为官之前，先用一义来约束国内人民的行动，对于不服从的人，不但不予任用，还用“贱之以为徒役”（中篇）加以胁迫，其实也是基于这种需求。
尚贤论所谓的“贤”，并不是指通晓各方面文化知识，具备多样才智，也不是指个人修养完备，德高望重，而只是强调了“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树艺、聚菽粟”（中篇）这种治理国家的实践能力，其指向有明显的限定。这显然也反映了前述的情况。
把这一点和儒家的贤人观念做对比，就会发现两者的尚贤主义明显有别。孔子称赞颜回时说“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篇），却对“请学稼”（《论语·子路》篇）的樊迟做出“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焉用稼”（同上）的批评。按照墨家的标准，像颜回这样不谙世俗之事，终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论语·雍也》篇）之人，就很难看作是贤人的代表。相反，在主张“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篇）的孔子看来，终日“耕稼树艺”的人是“多能鄙事”（《论语·子罕》篇），也很难被称作是贤人吧。
在这方面，孟子的看法也是如此。对于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孟子·滕文公上》篇）的学说，孟子反驳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同上），这是在反驳提倡皆农主义的神农家。虽然墨家的尚贤论不像农家的主张那么极端，但是孟子则把直接从事生产劳动完全排除在统治者的职责之外，两相对比就必须承认，墨家对贤人的认识与孟子有很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