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尚贤论,并不关心尚贤政策如何运作而产生实效。说得极端些,仿佛只要有了贤人就能够万事大吉,倾向于把一切都寄托于贤人抽象的品德。
与之相比,墨家的尚贤论则是强化国家统治的政策,更有具体性,其中甚至体现出和变法思想的相通之处。
尽管如此,在把国家社会的运行寄托于个人的贤德才智这一点上,墨子也并未有所突破。墨家和儒家受到道家和法家批评——“不尚贤,使民不争”(《老子》第三章),“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韩非子·显学》篇)。儒墨均被看作是落后于时代的旧思想,其原因之一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