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边卓在《中国古代思想研究》（创文社，一九七三年）中提出，《兼爱上》篇的“利”只用于指“自利”，所以这里就采取“拒利”的反对态度；而到了《兼爱中》篇，墨家把“利”限定在“他利”的意义上，新引入“交相利”的理论，呼吁在国家、社会层面交换利益；下篇也继承了这一立场。渡边认为，上篇的兼爱拒利思想并非从国家、天下的大利出发，而是继承了原始儒家的影响，立场狭隘而激进。进一步可以认为，从兼爱拒利到兼相爱交相利的转变，是学派兴盛的契机，是墨家思想中划时代的转变，值得大书特书。
然而，中篇出现的“交相利”并不是指直接交换利益，而是指秉承兼爱的精神，不再牺牲他人来获得自利，通过这种方式，最终让天下恢复安宁，使万人享受这种天下大利，这仍然继承了上篇的理论结构。也就是说，墨家的“兼相爱”的最终结果是“交相利”，上篇的主旨在中、下篇里，只是换了个表述方式，做更详细的说明而已。可以说，不牺牲他人来谋求眼前的私利，在这一点上，中、下篇和上篇一样，都依然“拒利”；而暂时放弃对私利的直接追求，从而得到间接的全体性恩惠即天下安定，在这一点上，上篇和中、下篇也完全一样，都是“交相利”。
墨子所谓爱的具体内容，并不要求给予他人某些特定的利益，这种爱尚不具备这一程度的积极性，它只停留在不“亏人自利”，也就是不从他人那里掠夺利益。所以兼爱的结果，及其带来的利益，都不是可以直接交换的个人利益，而必然是大局的、间接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