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将大量财富埋在墓中，会给人民造成强制性负担，给社会经济造成损失。这么做的，正是掌握政治权力的统治阶级，也只有他们才有权采用厚葬久丧的政策，所以墨家选择王公、大人作为论说节葬的主要对象，也是当然的了。
除此以外，墨家提倡节葬论还有其他原因，那就是节葬论与墨家整个思想体系的关系。墨家举出“富国家”“众人民”“治刑政”作为节葬的功效，这三点在以尚贤论为首的《墨子》十论中频繁出现。而且，认为厚葬久丧会招致上帝、鬼神的惩罚，这种论述很容易与天志论、明鬼论之间建立联系。这些都说明，节葬论并不孤立，而是与十论的其他主张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中已经说明的那样，墨家的最终目的是保证各诸侯国的生存，以周的分封制度为基础，维持世界的秩序。为此，一方面需要大国的执政者立刻停止侵略和吞并，另一方面，也需要让小国的执政者防备他国侵略，在国内维持安定的统治。节葬论要求王公、大臣等统治阶层废止厚葬久丧的政策，充实国家财政，增加人口，维持国内治安，以此增强本国的防御能力，这种做法，也是墨家实现其最终目的的环节之一。在此，我们既能认识到节用论、节葬论与非攻论的联系，也可以注意到尚贤论、尚同论与节葬论秉持着同样的目的，能看到其间的关联。
而且，节葬论主张把辛苦生产出来的财富用于生者而非死者，废除久丧以便让人们回归生产活动，彼此用自己生产的财富与他人分享利益，这体现了节葬论与兼爱论的联系。进一步看，批判久丧，强调劳动的必要性，对照后文要介绍的非乐论和非命论，可以发现其主旨也是相同的。
如上所述，节葬论深深植根于墨家思想体系之中，所以对墨家来说，厚葬久丧的是非对错，已经超越了个人感情的领域，不仅仅是吊唁死者有无诚意的问题，而且必须看作重大的政治问题。墨家把节葬论的主要论述对象定位为王公、大臣，其理由也在于此。
在这一点上，儒家其实也是一样的，把尊重葬礼作为恢复社会秩序的重要辅助手段。结果，同样是为了重建周初的社会制度，墨家和儒家一方主张节葬，一方主张厚葬久丧，他们的论战越来越激烈，一直持续到战国末期。
于是，这种论争本来只是理论的副产品，却由于对立太过激烈而造成误解，让人以为节葬论的目的本来就是与儒家论争。因此，墨家的本意逐渐被遗忘，仅仅给后世留下了模糊的印象，认为墨家薄情寡义，缺乏悼念死者的真心。而儒家顺应了中国人难以抛弃的传统习俗，在论争中始终占据着有利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