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尚贤》篇说“居处无节，出入无度”（中篇），存在着和《号令》篇一致的内容，而且其后续有“守城则倍畔”（同上），这些内容恰好说明，墨家非常注意平时社会治安的维持与守城战斗之间的转化关系。以变法闻名的商鞅，将平时社会置于战时体制之下，把平时由法规定的赏罚，转换为战时军令的赏罚规定，从而将两者推向表里一体的方向，力图建立法治国家。而墨家的尚贤论和尚同论中，之所以包含了与商鞅法术思想相通的集体主义倾向，其原因之一，正是因为墨家拥有丰富的守城战斗经验，多次目睹了平时社会向仅由军令约束的战时社会转化，并从中得到了与商鞅类似的创想。
《号令》篇的内容中，还有一点非常有趣，那就是指挥守城战斗的守城将领，与当地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如果城邑受到攻击，就由中央政府派遣太守率领防守部队进城驻扎。此时，防守部队的首脑，一方面需要依靠当地的贵族（大夫）、豪族、父老、长者等有势力的人，以及观测天气的人和巫祝等有特殊能力的人，另一方面也需要制约、利用他们。因为在这些人中，前者依靠传统的权威、声望或经济能力，能够对当地社会的人民施加很大的影响，而后者则通过占卜、咒术、医疗等手段，对当地居民拥有精神上的影响力，能够左右人心。在平民百姓也大规模参与的守城战斗中，如何防止人心动摇，如何激发斗志，防范内应，这是胜负的关键。于是对于这些人，要采取巧妙的手段，一方面要优待他们，采取怀柔政策，另一方面也要让他们协助进行防守战。这种防守战虽然由中央政府主导，造成了与法家理念极为相似的社会形态，但仍然必须和当地势力妥协，才能够最终取得成功。
由此可以知道，从战国时期开始，豪族就已经在当地社会中建立起深厚的根基，甚至“外多交诸侯”，连国家权力也不能小觑其实力。有一种看法认为，秦汉时期，通过强权进行人身支配的皇帝权力，与形成于小农之中的自律性乡里共同体，两者形成两极对立，据此认为，豪族从乡里社会的层级分化中产生、发展，最终走向了东汉和六朝的门阀豪族制度。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豪族从战国时期已经存在，并有着强大的势力。正因如此，秦始皇才“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秦始皇本纪》），将大批豪族强行迁居到首都咸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