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要略》篇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说，易也）。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该评价认为墨子的思想是在批判儒家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事实上，墨子批判的不限于儒家，他并不是从反对某特定学派的狭隘立场出发来进行思想活动的。墨子从事思想活动，其动机仅仅是要拯救全天下，为此要探索出一条独特的道路。而他与儒家的对立，只不过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伴随现象而已。
墨子要直接面对的敌人，是让天下之人陷入困苦的祸患，尤其是大国为了吞并小国，发动侵略战争，由此所带来的惨祸。于是墨子一方面呼吁大国停止对外战争，一方面呼吁小国完善国家制度以此自卫。其具体方针，就是富国强兵和维护国内安定。如果国贫兵弱，治安混乱，那么大国就会伺机而动，小国必然遭到侵略。
所以，尽管一方想要吞并、侵略，一方想要保全自身，两者的最终目的截然相反，但是墨子却从防守效果的立场出发，与“好攻战之君”“好战之国”（《墨子·非攻下》篇）追求一样的目标，希望富国强兵，维护国内安定。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等主张都有这样的特点，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具体策略。基于这种情况，墨家思想就必须具有革新性，而且这种革新性，必须足以匹敌当时的“好战之国”已经具有的革新性。后者的革新性体现在国家制度方面，思想上则体现于战国时期的变法家。正是因此，墨家思想在某些方面与这些变法家有相通之处。
这种革新性在墨家的主张中有显著的体现，例如：尚贤否定血缘世袭，主张按照能力任用人才；尚同论主张将全国集结于一义之下；非命论否定宿命，强调人为努力的重要性。在墨家思想看来，世界上所有的个人、阶层、组织，全都只是一种社会功能，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这种特点与儒家相比，当然具有革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