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探究每一个行为的最深层的含义和原因的批评用在一个人身上很合适，但用于诠释一件艺术品则很危险。绝对而彻底的分析使得艺术走向虚无。因此，当芒福德先生在诠释梅尔维尔时——分析他的哲学、心理、宗教和性生活——他写得很好，但当他继续去诠释梅尔维尔的诗歌，就没有那么成功了。因为你在“诠释”一首诗时只能将它归结为譬喻——好比吃苹果是为了它的果核一样。就像古老的丘比特与赛姬的传说那样，有时候不要寻根问底会比较好。
——「评刘易斯·芒福德的《赫尔曼·梅尔维尔》」
「评《新的启示：批评、诗歌和故事选集》、亨利·特里斯的《三十八首诗》」
新的文学运动总是以尝试屠杀他们的前辈作为开始，而启示派也不例外。他们的主要敌人，正如你可以猜想到的，是和他们最为接近的人：超现实主义者。这次文学运动的目标在詹姆斯·芬德利·亨德利的引言和亨利·特里斯的一篇文章里得以阐述，而那似乎大致就是有节制的超现实主义。潜意识被释放了，但只是假释——听上去就是这么一回事。
文学手法的改变总是和政治的改变紧密联系在一起，无疑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文学流派的作品其实并没有价值，却能留下回忆。达达主义仍然被缅怀，但达达主义者写出的那些垃圾早就被遗忘了。或许达达主义是对世界大战的反应，而超现实主义是对过去二十年来肤浅的“常理”的反应。启示运动似乎对极权主义进行了萝卜鬼灯式的刻画。据亨德利先生所说，它的目标似乎是：
通过瓦解主体—客体关系而实现哲学上的人与物的结合，通过极权主义的崩溃和“国家”成为超人概念实现人与政府的融合，通过将艺术带入生活，实现人与艺术的融合。
这个群体的实际成就，正如这两本书所展现的，在我看来并没有多了不起。那些短篇小说（迪伦·托马斯、詹姆斯·芬德利·亨德利、亨利·特里斯和多利安·库克）和诗歌与“现实”脱节了，但不是所有的短篇都写得很糟糕。有许多似乎有某种“含义”。下面是两首诗的节选：
闪亮的言语之喙比以往更尖锐，
在一张时间表中，诱惑着我纤细的手指，
即使我的脑壳萌发出了词语，
在我的梦境中像小鸟一样啼叫呜咽，
在沙漠里迷失，或像是曼德拉草的惨叫，
在午夜的墓碑中，是一篇华丽的墓志铭。
（亨利·特里斯）
飞狐的狞笑覆盖着大地，
在鲸鱼的鳍肢尖上的瓶子中翻滚，
我会寄给你一包交叉的手指，
抱着一只兔子的爪子蜷缩在角落里，
举着一个招牌抵御寒冷。
（诺曼·麦克凯格）
第一首诗的内容很简单，但要从第二首诗里归纳出散文式的意义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有趣的是，这两本书中大部分诗歌，无论好不好懂，都是普通的十音节诗歌。这或许是有意识的屈服的结果。过去的五十年表明，有才华的诗人迟早总是会摈弃普通意义的诗歌形式。
但这本书里有什么值得严肃对待的内容吗？当你读到像上面所引用的第二首诗（它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这样的作品时，你会对它作何评价呢？你只能不予置评，而你完全可以这么做，因为时间总是能够解读那些读不懂的作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大概会是十年，要么它变得好懂了，要么它根本就不值得去关注。但我愿意下重注赌这两本书里的大部分诗歌在十年后不会有人记得，原因很简单：脱离“现实”的写作总是没有雕塑那么成功，原因再明显不过了。
有一件事情或许会证明我错了。这个群体包括迪伦·托马斯，他是一个古怪但非同寻常的诗人。他在早年就备受关注，不过，正所谓少时了了，大未必佳，他还没有写出有分量的作品，但毫无疑问他拥有从词语中提炼出纯粹的韵律的才华。例如：
英格兰的号角，奏出清亮的声音，
召唤起你那些满身是雪的骑士，和挂着四条弦的山丘，
海里翻腾着响声，让岩石活了过来。
还有：
人鱼的渔人，
爬上潮汐奏响竖琴，沉下施了魔法的弯针，
以黄金面包引诱新娘。
这首诗没有什么“含义”，但伊丽莎白时代的歌曲的副歌也没有含义。迪伦·托马斯是那种几乎绝迹的天才，一个浪漫的诗人，能够像小鸟那样歌唱，不需要写出有含义的内容。但这种才华是学不来的，因此在创建“诗派”时派不上什么用场，甚至或许只有三十岁之前的人才能拥有这一才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