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探究每一个行为的最深层的含义和原因的批评用在一个人身上很合适，但用于诠释一件艺术品则很危险。绝对而彻底的分析使得艺术走向虚无。因此，当芒福德先生在诠释梅尔维尔时——分析他的哲学、心理、宗教和性生活——他写得很好，但当他继续去诠释梅尔维尔的诗歌，就没有那么成功了。因为你在“诠释”一首诗时只能将它归结为譬喻——好比吃苹果是为了它的果核一样。就像古老的丘比特与赛姬的传说那样，有时候不要寻根问底会比较好。
——「评刘易斯·芒福德的《赫尔曼·梅尔维尔》」
莱蒙托夫是一个世纪前的俄国作家，和他的导师普希金一样，他年纪轻轻就死于一场毫无意义的决斗。他去过高加索地区，那是俄国人占有但几乎没有了解的地方，就像我们占有印度一样，差不多是第一位描写高加索地区的幻想作家。这本书的译者将他与吉卜林相提并论，但为他辩护说他不是“帝国主义者”。事实上，那时候他不可能是吉卜林式的“帝国主义者”。他属于一个对我们来说就像金字塔那么遥远却又有趣得多的时代。
《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是一本奇怪的书，事实上它是一系列故事和思考的零碎合集。它的魅力在于它对高加索山脉和居住在那里的野蛮的穆斯林的描绘。他们是马上民族，挥舞着镶嵌宝石的匕首，热爱自由，既有骑士风范又匪气十足，就像今天摩洛哥山区的柏柏尔人。但这并不是莱蒙托夫真正要写的。书名的“英雄”是一则反讽，那个出现在大部分故事里的年轻人显然就是莱蒙托夫本人的写照。他是拜伦时代的失望的知识分子，1840年版的乔伊斯的《一个年轻画家的肖像》里的史蒂芬·迪达勒斯。
这本书自始至终弥漫着强烈的拜伦式气氛，无疑这在部分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他的直接影响。故事里的那个年轻人，也就是莱蒙托夫本人，就像是从《唐璜》里走出来的。他年轻勇敢、温文尔雅、学识渊博、英俊潇洒、机智聪明——事实上，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他，可他就是不能体体面面地做人。就像拜伦笔下的主角一样，更像拜伦本人，他发现自己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去做出一些自己知道很卑劣可恶的事情。如果他对一个女人感兴趣，那只是因为别人爱她；如果他进行决斗，那一定是因为某件根本不值一提的小事。他唯一能够感受到的情感就是他知道这么做对不起自己。
这种奇怪的思维方式究竟是为什么呢？现在我们或许会觉得奇怪，但在一百年前它却非常普遍，一个表现就是有一个专门的词形容它：“spleen”（乖张暴戾），现在这个词已经不用了。无疑，真正的解释在于宗教信仰的消失，又没有什么能够取代它的地位。基督教信仰的崩溃，其中最要紧的是对于灵魂不朽的信仰的崩溃，使得欧洲的生活失去了“意义”，结果就是，十九世纪许多最杰出的思想者被空虚感所困扰。直到不久前，另外一个“意义”才开始显现。《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是一本有趣的书，气氛和问题如此久远，或许它应该被归入“逃避文学”的范畴。
——「评米盖尔·尤勒维奇·莱蒙托夫的《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格兰特·威尔逊的《祭司岛》、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电影故事》」
小说家对现实事件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值得商榷，但威尔斯先生肯定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至少在英语世界是这样。如果说直到1930年有一个小说家能看着周围并说：“这就是我的作品。我创造了这个世界”，那个作家就是威尔斯。“进步”的概念（意味着飞机和钢筋水泥建筑），那个想象中的乌托邦世界——由机器为你做所有的事情——成为了现代思想的一部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在《未来的秩序》这本写于1932年的书里，威尔斯先生预见到了进步与反动之间永恒的斗争。人类经历了艰难的时代，有战争、独裁、瘟疫、毁灭，但是，不消说，进步会最后获得胜利。电影以熟悉的基调结束，热情、年轻的未来公民乘坐着火箭准备去探索月球。
问题是，就像威尔斯先生的所有预言那样，至少直到不久前，他将机械化的进步与公正、自由和道义混淆在一起。接受机器和鄙视过去的思想被认为一定会通往自由和平等的世界。同样的二元对立——这已经被证明是荒谬的——贯穿威尔斯先生的作品始终：一个阵营是科学家和机械师，带来甜蜜和光明；另一个阵营是反对派、浪漫主义者、遗老遗少，在马上驰骋和发动战争。威尔斯先生从来没有想到这两个阵营或许会混淆在一起，或许是反动分子会最大程度地利用机器，而科学家可能会利用他的头脑炮制出种族理论和毒气。但那真的发生了，现在我们就在希特勒的大炮的射程内；威尔斯式的乌托邦——一个由仁慈的科学家建造的超级维尔温花园城——失去了说服力。
《行奇迹的男人》是一本比较轻松的作品，改编成电影后却被糟蹋了。但它仍有原来那个故事的闪光点和原有的威尔斯的风格；他最杰出的才华，虽然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他能够刻画出1890年至1914年间的黄金时代的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