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探究每一个行为的最深层的含义和原因的批评用在一个人身上很合适，但用于诠释一件艺术品则很危险。绝对而彻底的分析使得艺术走向虚无。因此，当芒福德先生在诠释梅尔维尔时——分析他的哲学、心理、宗教和性生活——他写得很好，但当他继续去诠释梅尔维尔的诗歌，就没有那么成功了。因为你在“诠释”一首诗时只能将它归结为譬喻——好比吃苹果是为了它的果核一样。就像古老的丘比特与赛姬的传说那样，有时候不要寻根问底会比较好。
——「评刘易斯·芒福德的《赫尔曼·梅尔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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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海德教授曾经评论说，每一种哲学都带有隐秘的幻想背景的色彩，但那并不是它的正式教条的一部分。显然，这番评论更适合小说，但或许人们没有意识到这句话最适合所有非常低俗的“轻松”小说，那种由埃德加·华莱士和埃塞尔·梅·戴尔这类“天生的”作家信笔写出的东西。在这两个作家身上你会发现他们的故事背后的真正动机是奢迷梦幻的生活，但或许他们从来不会承认这一点。大体上，越低俗的小说家会越彻底地暴露自己，就像那些每天吃早餐时讲述自己做了什么梦的人一样。譬如说，司汤达幻想自己是一位公爵的儿子，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天生的势利心态，不会让它毫无掩饰地暴露在纸上。在他的小说里，势利的动机要么被颠倒过来（《红与黑》），要么以精神贵族的姿态重新出现（《帕尔玛修道院》）。像爱德华·弗雷德里克·本森、“萨基”、迈克尔·阿尔伦这样的作家没有这么隐晦，只会将自恋倾注于纸上，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结果就是，无论他们是多么蹩脚的小说家，或许他们会是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流行幻梦的可靠向导。
——「评佩勒姆·格伦威尔·沃德豪斯的《快速服务》、安吉拉·瑟克尔的《幸福突如其来》、奥尔加·罗斯曼尼斯的《乘客名单》、弗兰克·贝克的《哈格里夫斯小姐》、达玛利斯·阿克罗的《一如所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