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探究每一个行为的最深层的含义和原因的批评用在一个人身上很合适，但用于诠释一件艺术品则很危险。绝对而彻底的分析使得艺术走向虚无。因此，当芒福德先生在诠释梅尔维尔时——分析他的哲学、心理、宗教和性生活——他写得很好，但当他继续去诠释梅尔维尔的诗歌，就没有那么成功了。因为你在“诠释”一首诗时只能将它归结为譬喻——好比吃苹果是为了它的果核一样。就像古老的丘比特与赛姬的传说那样，有时候不要寻根问底会比较好。
——「评刘易斯·芒福德的《赫尔曼·梅尔维尔》」
要评判王尔德并不容易，因为要将他的艺术成就与他的生平分开非常困难，而且他本人一直无法完全肯定想要表达什么内容。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王尔德声称信奉“为艺术而艺术”——即艺术的理念与宗教、道德或政治无干。他将这句话作为他的信念（“每一件艺术品都是彻底没有意义的”）的基础之一。但在实际创作中，他所写的几乎所有内容都直指某个道德问题，违背了这一宗旨。还有一个矛盾是，他从来不能肯定自己是在抨击当时的道德要求还是在捍卫它。他的戏剧和故事的对话几乎都是优雅的俏皮话，将主宰着维多利亚社会的是非观念撕成碎片。但奇怪的是，它们的中心主题总是指向某个老掉牙的道德规范。譬如说，他的小说《道林·格雷》是一本带着深刻的道德色彩的作品。虽然当时出版时它被斥为愤世嫉俗和轻佻浮夸，其实它是一则宗教寓言。很多时候王尔德是在以轻喜剧的语言表达陈腐的格言。他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变得聪明起来，但并不确切地肯定自己想要在什么方面变得聪明。与此同时，他一直未能完全摆脱维多利亚中期的教养的影响。将他从思想的泥沼中解救出来的事情是，他终究是一个真的很有才华的剧作家：他能构思出一部精妙的戏剧，而且他拥有爱尔兰作家总是比英格兰作家更常有的轻松笔触——和大部分英国剧作家一样，王尔德就是爱尔兰人。
——「关于奥斯卡·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的谈话」
王尔德最杰出的才华是他能写出那些很浅薄的、被称为警句的俏皮话。这些话被硬生生地插入内容中，就像一个蛋糕上的点缀。它们几乎都是以揭穿当时人们信奉的教条为形式，例如宗教信仰、爱国情怀、荣誉、道德、家族忠诚、公益精神等等。像“我什么都能够抵制，除了诱惑之外”、“人会变老，但从来不会变好”或“当她的第三任丈夫死去时，她的头发由于悲痛而变成了纯金色”几乎充斥着王尔德所写的每一页。这种俏皮话的本质，是不惜一切代价与大众作对。显然，这种俏皮话的本质在真的有强烈而高亢的大众意见去对付时更能起到效果。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与已婚女人的奉献相比，而已婚男人对此却一无所知”这样的话在1892年会让人感到吃惊，但在1943年则不然，也显得没有那么有趣了。但是王尔德很擅长这种事情，写得如此自然，你甚至会说他的对话即使似乎不再惊世骇俗或带着坏坏的意味时仍然很有魅力。在没有严肃的情感涉入时，他能很好地把握角色和情景。但他的魅力在于他精巧流畅的对话，比起英国的其它舞台剧，它冗余的内容少一些，套路隐藏得更深一些。
王尔德生活在文学刚刚得到解放的年代，能够忍受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遭到抨击。因此，通过嘲笑他所生活的社会并以此成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那个社会最后作出了复仇，王尔德因为一桩性犯罪而被判刑入狱。如果他生活的年代更早一些的话，在他所有的作品（《不可儿戏》和几则短篇小说除外）中都非常明显的感情用事和情节剧手法或许会占得绝对上风。我可以想象，比方说，他会成为一位煽情的小说家。如果他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当揭露似乎不再是有必要去做的事情时，很难断言他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除了他天生的机智和成名的强烈愿望之外，他还有其它什么品质呢？他靠推倒一尊已经摇摇欲坠的偶像而轻易成名，而偶像在倾倒时压死了他，因为王尔德未能从他遭受审判和监禁中恢复过来，被释放后很快就去世了。他主要的文学成就是一大堆笑话，它们流传下来是因为它们写得很机巧精致，而且就连王尔德本人也搞不清楚自己的真正含义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