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深受“适者生存”的理论的影响。他的作品《在亚当之前》——一则不是很准确但很有可读性的史前故事，在里面猿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人一同出现——希望推广达尔文的理论。虽然达尔文的主要思想没有被动摇，但过去二三十年来，思想界对它的阐释已经发生了改变。在十九世纪末，达尔文主义被用来证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强权政治和对被征服的民族进行剥削的正当性。生命是一场自由竞争，能够生存下来本身就是适者生存的证明。对于成功的商人来说，这个思想带来了安慰，而且很自然地延伸到“优秀”民族和“劣等”民族的概念，虽然这并不非常符合逻辑。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不再倾向于将生物学的思想用在政治学上，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目睹了纳粹做出了那种事情，做得如此彻底干脆，造成了可怕的结果。但在伦敦创作的时代，达尔文主义的低俗版本广泛传播，一定很难将其摆脱。他自己甚至有好几次屈服于种族主义的歪理邪说。他曾一度不是很严肃地思考过类似于纳粹种族理论的思想，而“日耳曼神话”的烙印贯穿于他的作品之中。它一方面与他对拳击手的崇拜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与他拟人化的动物观有关联，因为似乎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对动物夸张的爱通常是与对人类抱以残忍的态度联系在一起的。伦敦是一个有着掠夺者本能和受过十九世纪功利主义教育的社会主义者。基本上，他的故事背景并不是工业化的社会，甚至不是文明世界。大部分故事发生在大牧场或南海的岛屿、轮船、监狱和北极的荒原之上：在那些地方，人要么是孤独的，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要么生命本来就是由自然支配的。

——「介绍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和其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