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探究每一个行为的最深层的含义和原因的批评用在一个人身上很合适，但用于诠释一件艺术品则很危险。绝对而彻底的分析使得艺术走向虚无。因此，当芒福德先生在诠释梅尔维尔时——分析他的哲学、心理、宗教和性生活——他写得很好，但当他继续去诠释梅尔维尔的诗歌，就没有那么成功了。因为你在“诠释”一首诗时只能将它归结为譬喻——好比吃苹果是为了它的果核一样。就像古老的丘比特与赛姬的传说那样，有时候不要寻根问底会比较好。
——「评刘易斯·芒福德的《赫尔曼·梅尔维尔》」
托尔斯泰不是圣人，但他非常努力地想成为一个圣人，他对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准是超越尘世的。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圣人与凡人之间的区别是质的区别，而不是程度的区别。也就是说，不能把后者看作是前者的不完美形式。圣人，至少在托尔斯泰心目中的圣人，不会尝试去改善世俗生活，而是要结束它，并以别的事物去取代它。关于这一点，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他宣称独身比婚姻更“崇高”。托尔斯泰表示，如果我们能停止繁衍、战争、斗争和享受，如果我们不仅能洗清自己的罪过，还能将俗世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枷锁解除——包括爱情——那么整个痛苦的过程就会结束，天国就会降临。但一个正常人并不会期盼天国，他希望人世间的生活能继续下去。这并不只是因为他“软弱”、“罪孽深重”、耽于“享受”。大部分人从生活中获得了许多乐趣，但总的来说生活是悲苦的，只有年纪尚轻或无知愚昧的人才会觉得不是这样。在本质上，自私和追求享乐恰恰是基督教的态度。它的目的是摆脱人世间生活痛苦的挣扎，在某种天堂或极乐世界中获得永久的安宁。而人道主义的态度是，斗争必须继续，而死亡是生命的代价。“人必须忍受他们的逝去，就像他们迎来生命一样。成熟就是一切。”——这是一种反基督教的情感。人道主义者和宗教信徒之间似乎达成了休战妥协，但事实上他们的态度是不可调和的：你只能在今生和来生之间做出选择。大部分人如果了解这个问题，会选择今生。他们确实作出了选择，他们继续工作、生育、死去，而不是意气消沉，希望在别的地方获得新的生命。
我们对莎士比亚的宗教信仰所知不多，他的作品很难证明他是否有宗教信仰。但至少他不是圣人，也没有想过成为圣人。他是一个人，从某些方面来说不是什么好人。譬如说，他很喜欢结交达官贵人，以最谄媚的方式巴结他们。当他说出不受欢迎的意见时，他虽谈不上胆小怕事，但也非常审慎小心。他几乎从未让可能会被认为是他本人的角色说出离经叛道或愤世嫉俗的话。在他的所有戏剧中，尖锐的社会批判家，那些不接受已被接受的谬误的人，都是丑角、恶棍、疯子或装疯卖傻歇斯底里的人。
——《李尔王、托尔斯泰与弄人》
在《李尔王》这部戏剧中，这一倾向尤为明显。剧中包含了许多加以掩饰的社会批判——这一点托尔斯泰没有注意到——但这些话都是借那个弄臣、装疯卖傻的埃德加或处于癫狂之中的李尔王之口说出来的。在李尔王清醒的时候，他很少说出睿智的言论。但是，莎士比亚不得不利用这些手段这一事实表明，他的思想有多么广博。他无法控制自己，对几乎每件事都要发表评论，虽然他说出这些话时脸上换了好多张脸谱。要是一位读者专注地读过莎士比亚的话，你很难经过一天而不去引用他的话，因为基本上没有哪个重要的话题他没有探讨过或至少在什么地方提及过。他的思想没有完整的体系，但发人深省。即使是那些点缀于每一部戏剧中的旁枝末节——双关语、谜语、人名、“报道”片段（像《亨利四世》中的脚夫之间的对话）、黄段子、失传民谣的零星片段——都是过剩精力的产物。莎士比亚不是哲学家或科学家，但他很有好奇心，他热爱这个世界和生命的过程——应该强调的是，它与希望享乐和长寿不是一回事。当然，莎士比亚的作品流芳百世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品质；要不是因为他是一位诗人的话，恐怕没有人会记得有过这么一位戏剧家。对于我们来说，莎士比亚主要的魅力在于他的语言。莎士比亚本人深深沉迷于文字那种铿锵抑扬的美感，这或许可以从毕斯托尔的话语中略见端倪。毕斯托尔所说的话大部分是没有意义的废话，但假如读者一行行地去阅读他所说的话，就会发现它们都是用词美妙的诗歌。显然，那些铿锵有力的废话（“让洪水泛滥，让魔鬼为了食物而哀嚎”等等）总是自发地在莎士比亚的脑海中回响，他必须创造出一个半疯不傻的人把这些话说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