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如图）
▷导论：https://shimo.im/docs/m8AZM9d0pailn1kb/
我希望从历史学和心理学术语的角度，把我从经验所抽象而出的思想与既有的知识联结起来，而不是列举许多个案来增加读者的阅读负担。我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我的论述需要某种历史的正当性，而是希望我能把自己身为精神医学专家的经验，从狭隘的专业领域带入比较普遍的知识脉络当中。如此一来，连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心理学专业人士也可以在这种知识脉络里运用这些来自心理学专业领域的经验。如果我自己不确信这本书所呈现的心理学观点具有普遍的意义与应用性——所以，最好能在普遍的知识脉络里，而不是在原来的专业假设的形式里作处理——我其实不敢把这些心理学观点与既有的知识衔接在一起，因为人们会很容易误以为这是在侵犯其他的领域。
——「序言」
【第二章 席勒对于类型问题的探讨】
我从席勒的许多个人特质中得出一个结论：席勒属于内倾型，而歌德比较倾向于外倾型，如果我们不把歌德本身突出的直觉力列入考虑的话。在席勒那些关于理想类型的描述里，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他在其中所显露的自我图像。席勒的论述会因为本身所属的类型而出现一种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我们如果想更全面地掌握席勒的思想，就不该忽略这个事实。这种局限性会使内倾型的席勒更容易发挥本身某一种已达到更充分发展的心理功能，却难以表现那些发展不完全，且带有劣势特征的功能，而且这些劣势特征还因为本身发展不足而必须依附在这些功能之下。由此看来，席勒的论述实则需要我们的批判和指正，而这种局限性也促使席勒使用了一套缺乏普遍适用性的术语。因为席勒属于内倾型，所以，他和内在观念之间的联结远远强过他和外在事物的联结。至于内倾个体与内在观念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偏向情感还是思考，就视个体的类型倾向于情感型还是思考型而定。
人们如果没有受到大胆且过度自我高估的驱使，就会畏于把纯粹个人内在的冲突摊开在大庭广众面前。不过，如果人们成功地找到并认清个人问题和时代的大事件之间的关联性，这样的交集就可以把个体从纯粹个人的孤独寂寞中解放出来，而且这个主观的个人问题还会进一步扩展为涉及社会性的普遍问题。从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来看，这个收获可不小。因为，个人问题的解决从前只能运用个体在意识层面关注自身的微弱能量，现在则不仅获得了集体的驱力，还能与自我的关注相结合。因此，一种新的形势便随之出现，而且提供了一些新的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个人的意志力或勇气从未达成的东西，集体的驱力却可以达成。它们带着人们穿越种种阻碍，而这却是人们单凭自己个人的能量从来都无法实现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推测，时代的重大事件的冲击让席勒获得了十足的勇气，愿意大胆地试图解决个体与社会功能之间的冲突问题。18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也曾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对立，这甚至促使他在日后提笔撰写他的教育小说《爱弥儿》（Emile ou de l’Education）。在这本名著里，有几段文字对于我们所探讨的问题相当重要：
文明人只不过是一个分数单位，必须倚赖社会这个分母，而他的价值也是通过他和整体的关系——和整个社会的关系——来界定的。一个社会组织的成功在于懂得把人去自然化，并以相对存在来取代他的绝对存在，而后再将那个“我”整合入团体里。
一个人如果想在文明秩序中保有原初的自然情感，就会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他会一直陷于自我冲突的状态，会在本身的喜好和应尽的责任义务之间挣扎徘徊。所以，他既不再是一个人，也不再是一个社会人；不论对他人还是自己，他都将一无是处。
卢梭首先用他的一句名言为这本书开场：“一切事物在造物者手中都好端端的，一到了人类手上，就变糟了。”这句话不只表明了卢梭的个人特质，也体现了他那个时代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