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现代都市，”黑格尔悍然写道，“为精神提供自我觉醒的土壤。”我们就这样活在巨大城市的时代。世界被蓄意阉割了维系永恒的元素：自然、海洋、山丘、暮色中的冥想。街上才有意识，因为街上才有历史——此乃铁律。随之而来的是，我们最杰出的作品也印证着同样的偏见。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来，你在欧洲伟大文学中寻找风景描写是徒然的。历史既不能解释先它而存的自然宇宙，也不能解释超乎其上的美。于是它选择漠视这些。当柏拉图包容一切——荒诞、理性与神话时，我们的哲学家却只容得下荒诞或理性，因为他们对其余一切闭目塞听。而鼹鼠仍在沉思。
正是基督教率先用灵魂的悲剧取代了对世界的凝观。但至少它还指向某种灵性自然，借此维系着某种恒常。上帝既死，唯余历史与强权。长久以来，我们哲学家的全部努力，无非是要用“处境”概念置换“人性”概念，用偶然的狂飙或理性的无情运动取代古老的和谐。希腊人为意志设下理性的界限，我们却最终将意志的冲动植入理性核心，使之沦为凶器。对希腊人而言，价值先于一切行动，恰恰为行动划定边界。现代哲学则将价值置于行动的终点。它们并非既存，而是生成，唯有历史终结时我们方能窥其全貌。随着价值消逝，界限也随之泯灭。由于人们对价值的构想各异，又因缺乏这些价值约束的斗争必然无限蔓延，各种救世主义如今相互倾轧，它们的呐喊湮没在帝国碰撞的轰鸣中。赫拉克利特说：“狂妄是烈火。”而今火势蔓延，尼采已被超越。欧洲不再以锤子思考，而是以炮火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