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确信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古典悲剧上吗？如果我们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重读一遍就会发现，把希腊悲剧的范型描述成具有系列性的不无可能。从斯塔吉拉人（亚里士多德的别称）的引述中我们意识到他所了解的悲剧数量远远超过流传至今的悲剧数量，并且都（通过多多少少的变奏）袭用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可以认为，保留下来的那些悲剧更加符合古代美学感知力的经典模式。但是我们也可以认为，一些悲剧的消亡是基于政治-文化标准而发生的，没有人能阻止我们想象索福克勒斯是通过耍弄政治手腕、牺牲更好（然而所谓的“更好”是按照什么标准呢？）的作者的方式保留下来的。
如果存在着比我们所知道更多的悲剧，并且它们都（有所变奏地）袭用一种模式，那么，要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它们并且把它们放在一起阅读的话将会怎样呢？我们对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的原创性的评价会不会与现在有所不同？我们会不会在这些作者中发现对关键主题的变奏，而我们正是通过这些主题在今天隐约地找到了独特（而又崇高）的面对人类生存境遇问题的方式？或许在我们看来完全是创造的地方在希腊人看来只是对一个范式的“恰当”变奏。崇高对于他们来说似乎不是一部单独的作品而是范式本身。亚里士多德不是出于巧合才把范式放在研究的首位，也并非出于巧合举某部作品作为例子。
至此，我进入了皮尔士所谓的“思考的游戏”，同时我也是在催化这些假设，以便——或许是在以后——能够找到一个富有成果的观念。现在让我们掉转实验的方向，从未来新浪漫主义美学角度审视当代的电视连续剧。据说，这种美学重新开始接受“原创是美”这一观念。让我们设想在公元三〇〇〇年，我们如今文化产品中的百分之九十都被毁坏了，在我们所有的电视连续剧中只有《神探可伦坡》的一集被保留下来。
那么我们如何去“解读”这部作品呢？我们会不会被这样的原创图景所感动：一个弱小的人在与恶势力作斗争，在与资本的力量作斗争，在与由特权白人阶层主导的富足而又充满种族主义的社会作斗争？我们会不会欣赏对工业化美国的城市景观高效、简约和酣畅的描绘呢？当了解整个系列作品的观众预先假设了某个单元中的某个东西，我们谈论的会不会是通过必要的暗示来表达的崇高能力的综合艺术呢？
换言之，如果我们对整个系列一无所知，又该去如何解读这个系列中的某一部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