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根本不在这里写献辞，我也根本不为这本书请求保护：如果它是好的，人们将读它；如果它是坏的，我并不想要人们读它。
我选出了这第一批信件以试探公众的兴趣；在我的文件夹里，还有一大批别的书信，我可以在以后将它们交给公众。
但这样做的条件是我不能被人知道，因为，如果人们一旦知道我的名字，从那一刻起我将沉默。我认识一位妇人，她行走得相当不错，但从人们看着她时起，她便跛着走路。作品的缺点已经足够多了，我不必再将我自身的缺点呈现给公众批评。如果人们知道我是谁，人们会说：“他的书与他的性格不相协调；他本应将他的时间用在某件更好的事上；这与一个严肃的人不相称。”批评家们从来就不缺少这类意见，因为人们不必怎样试验自己的才能就能够作出这些批评。
写这些信的那些波斯人曾经与我住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由于他们视我为另一个世界的人，他们不对我隐瞒任何东西。事实上，从那样遥远的地方移居来的人们也不再能有什么秘密。他们向我交流了他们绝大部分的书信；我抄录了它们。我甚至还意外看到了一些他们本不应当透露给我的书信，因为它们对于波斯人的虚荣心和嫉妒心是有所冒犯的。
我只尽了一个翻译者的职责：我的全部努力就是使作品合乎我们的习俗。我尽我所能使读者少感到亚洲语言的困难，将他从无数会使他厌倦到极点的华美表达中解救出来。
但这还不是我为他做的全部。我省略了那些冗长的赞颂，东方人在此方面的慷慨并不弱于我们，我略去了许多那样难以经受阳光的考验并且在两个朋友之间总是应当根本不存在的细枝末节。
如果给予我们一些书信集的那些人中的绝大部分也做了同样的事，他们将看到他们的作品像蒸汽一样地消散。
有一件事常常使我惊讶：这就是看到这些波斯人有时候和我自己一样深知这个民族的风俗和方式，甚至能够认识其中那些最细微的细节，并且注意到我敢肯定是许多游历过法国的德国人根本未注意到的东西。我将这归因于他们在此作的长久的居留；更何况一个亚洲人在一年内了解法国人的风俗比一个法国人在四年内了解亚洲人的风俗要更为容易，因为一些人乐于暴露自己而另一些人相互交流甚少。
习惯许可所有的翻译者，甚至是最为野蛮的评论者，以对原著的赞颂来装饰他的译本或是他的批注的开头处，举出原著的益处、长处和杰出之处。我根本没有这样做；人们将容易地猜中其理由。最好的理由之一就是，被放置在一处本身就已非常令人厌恶的地方的事物，将是一件非常令人厌恶的事物：我想说的是一篇前言。
过去，法国人，尤其是贵族，除了这种荣誉感的法律之外，几乎不听从任何别的法律：这些法律规定了他们一生的行为表现，它们是那样的严厉，使得人们不能够，我不说是违犯它们，而是仅仅躲避它们中最小的条文，以不遭受一种比死亡更加残酷的痛苦。
当要解决纠纷时，它们几乎只规定了一种决定的办法，这就是决斗——它解决了所有的困难。但是这里的坏处是，判决常常是在别的人，而不是在与之有利害关系的人中间宣布。
一个人哪怕只被另一个人稍稍认识，他就必须进入到争执之中并且付出他的生命，就好像他自己是在愤怒之中一样。他总是为这样一种选择和一个如此令人欣喜的偏爱感到光荣；而一个人，也许不愿意付出四个比斯多尔以将另一个人和他的全家从绞架上救下来，却能毫无困难地为他冒一千次生命危险。
这种决定的方式是被相当错误地想象出来的，因为，并不能根据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加熟练或者更加强壮，就得出他有着更好的理由的结论。
因此国王们以非常严厉的惩罚禁止它；然而这是徒劳的：总是想要进行统治的荣誉在反抗，它不承认任何法律。
就这样，法国人处在一种非常可怕的境地：关于荣誉的那些法律迫使一个正派的人在受到伤害后为自己复仇；可是，另一方面，当他为自己复仇之后，司法的公正又以更加残酷的刑罚惩处他。如果人们听从荣誉的法律，人们便会死在断头台上；如果人们听从司法公正的法律，人们便会被永远从人群社会中驱逐出去。因而只有这个残酷的选择——或者是死，或者是不配活着。
